【走過瘋狂之二】 精神病康復者挺身投訴歧視 今做臨記得自由
近日港鐵尖沙咀站發生縱火案，疑犯懷疑有精神病紀錄。當我們在媒體看到關於精神病人的報導：某年某時某地發生傷亡事件，疑犯有精神病紀錄。完。生命之間的愛恨糾纏、疑兇的動機過去未來，就此被平面化；而精神病患者，亦等於慘劇的罪魁禍首。
「經濟學人智庫」去年公布的《精神健康融入指數》指，15個亞太地區之中，香港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支援只排行第7。精神病康復者如何走過瘋狂的掙扎與情感，又有誰在意？於是我們決定，必須聆聽幾位精神病康復者如何走過瘋狂的故事。
Gary當年因誤信「邪教」而病發，在進出醫院間經歷離婚失業；但他沒有自暴自棄，積極找散工，最近因做「臨記」而獲得滿足感。這些年來，他又積極為精神病康復者爭取權益，挺身投訴港鐵歧視。
（此為系列之二）
患病近廿年、出院離開葵涌醫院十年，Gary曾被標籤及惡言相向：「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但他仍然無畏無懼，積極幫精神病患者爭取權益。職場路上，他屢遇挫折，直至遇上「臨記」這短暫性的工種——「同事」相見只是過路，歧視與標籤也每日隨幕終而飄散。
世界末日沒有到來 信徒已精神錯亂
還記得嗎？當年臨近千禧年，錫安教鼓吹「千年蟲」、「雙氧水」等概念，又鼓勵信徒積穀防飢，購入大批食物食水。2000年，「世界末日」沒有來到，旁人一笑了之；有信徒卻因此下半生走上另一條路。
Gary說，他當年是「信徒」，也因此而精神錯亂。
1990年起他信奉錫安教，虔誠得每日看聖經，子女的名字均與信仰有關，一家人食飯前定必齊齊飯前禱告。當年他又對「千年蟲」深信不疑，每天惦記世界末日將至。
1998年，當時他從事裝修業，替前妻親戚裝修時與對方各持己見，發生爭執。他只記得自己情緒激動，隨即「斷片」，到回復意識時，已被綁在葵涌醫院的病床上。他被確診患狂躁抑鬱症，在葵涌醫院精神科住了好幾年，「我有些日子很清醒、有些日子斷片。」
清醒的日子，他懂得向前妻提出離婚、要求對方好好照顧一雙年幼子女、又將所有財產轉至對方名下。「自己知自己事，我情況時好時壞，不知幾時才能完全痊癒。那就不要耽誤人（前妻），也希望她專心照顧子女就可以，不用費太多心神在我身上。」其前妻後來再婚，Gary的兩名子女與繼父同住。
入院第二日，他突然分辨到，「錯的只是錫安教而不是聖經。」因此出院這些年來，他仍舊信耶穌，只是上另一間教會。
「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
2006年，Gary首次出院後開始住在中途宿舍，加入「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精盟）做義工。這10年間，他代表精神病患者，爭取坐港鐵巴士「兩蚊」優惠，「去九巴向港鐵總部門口請願，又與立法會議員開會」。2014年，港鐵終批准包括精神病患者在內的殘疾人士，以$2搭港鐵。「一開始未有殘疾人士的專屬八達通，我們以優惠車票入閘時，閘機會亮燈，可能會有職員來檢查，我們就要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而登記證背面寫明殘疾類別，我的證上就大大隻字寫明『精神病』。試過一次港鐵職員來檢查時，看到我的登記證竟然說：『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他內心很受傷，又覺得被侵犯私隱，便反映投訴，後來精神病患者有專屬的八達通，才毋須再每次搭港鐵均需被檢查。
近兩年巴士、小巴亦相繼加入「兩蚊」優惠行列，Gary認為有助精神病康復者改善病情，「鼓勵我們多些外出，不用整天躲在家中，胡思亂想。」
求職屢遇挫折
出院早年，Gary任職辦公室助理時，因藥物最大副作用經常嗑睡，收過幾次警告信；豈料一要求減藥就出事「病發」，再次入院。第二次出院，他轉職中環一間金融公司，「那時我很高興！起碼能跟子女說爸爸不用再拿綜援了。」豈料因經常OT及壓力太大，第三次病發入院。這次出院後，他不敢再找太大壓力的工作，重領綜援，間中做兼職幫補。
去年11月，他應徵一份家品倉務員的工作時，如實申報自己有精神病，起初僱主欣然聘用。豈料上班數天後卻無故遭解僱，「我沒有問原因，不用問也猜到吧。」他心有不甘，馬上到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後來他又認為「唔想搞到咁大」，恐影響日後其他精神病康復者的就業機會，沒有提出訴訟。「就算畀我勝出官司，也只是一次半次；只怕會嚇怕僱主，從此直情不敢聘用精神病康復者。」
「臨記」勝在夠自由 每日見新面孔不怕標籤
這大半年，他經朋友介紹任職電影「臨記」，一星期開工1至2天，工資為最低時薪，有時包兩餐。他拍過的電影有《使徒行者》、《江湖悲劇》、《拆彈專家》等。Gary原本就愛看電影，說起做「臨記」，整個人變得神彩飛揚，不住說「廖啟智好好戲」、「我上次同劉德華有對手戲」。「上次我做個人質角色，要同個警察講『我家人還在裡面快救他們』，原來演警察的就是劉德華！」此外他對演出質素亦有自我要求，不屑提起他有份參演某套電影，「那齣戲很垃圾」，仿佛只是「臨記」的他也與有辱焉。
他曾扮演人質、黑社會成員、警察、日本兵等角色，更將造形照設為自己的whatsapp頭像。「雖然賺到的錢不多，但令我眼界大開，個人開心咗。」有份參與一些「大製作」，是他的貢獻及驕傲。
他又指自己在片場表現成熟，從不閒聊，「臨記」公司才會一次又一次重覆找他工作，「有些臨記很不靠譜，在片場很大聲說話，會妨礙別人拍戲的嘛！我在片場從不出聲，只是聆聽就有夠精彩。」
此外，因電影片場的工作人員組合每次也不一樣，「臨記」領班亦不是永遠同一人，每次「上班」都是面對新臉孔。「這樣即使曾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下次就不會再見了，不怕被標籤。」此外，有一定「演出經驗」的他，現時合作的臨記公司不只一間，港台製作組也偶然找他客串，某次同一天有3份工作可供他選擇，毋須「依附」在某公司或某上司身上。
只是因他現居的宿舍每晚十時關門，有時「臨記」工作需於清晨集合，他會事先知會宿舍職員、帶同藥物跟身，在麥當勞過夜。他也不覺得辛苦，樂在其中。
我走我路
本年初，Gary搬至另一間中途宿舍，離開已居住十年的環境。但Gary說毫不害怕，現已適應力。他又不怕正面上鏡，若遭「臨記」公司解僱，是對方的損失，他自能另謀高就。是的，正如他這些年來爭取權益，一直無畏無懼，即使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