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專訪上】流亡導演應亮　渴望與父母重逢？我更渴望自由

現年41歲的導演應亮，2012年將楊佳襲警案，改拍成電影《我還有話要說》，結果令他惹上麻煩，被上海市公安局起訴，於是他一直流亡於香港。今年他已經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可是，從小開始因為爸爸捲入政治風波而不斷搬家，他至今一直活於流亡的顛簸中。今年他拍了《自由行》，講述同樣因為拍了電影被中共起訴而流亡香港的女導演楊樞，一家三口以自由行的方式與參加旅行團的母親於台灣見面。
現實中的應亮，有七年時間沒見過雙親。每月跟父母以電郵或視像通訊。過節了，應亮跟父母說：「祝你們聖誕、新年快樂。」然後叫兒子也過來：「叫一聲奶奶。」再交代一下近況：「明天會有一些工作啊。」父母又會說：「我們也挺好的，請放心，家裏都安排好了。」一般幾分鐘的家庭對話就結束了。因政治的緣故怕被監聽，連這種平面而無奈的家庭聯繫，話也被削得所剩無幾。
《自由行》是基於他一家三口在台灣與岳母見面的故事。記者訪問，第一條問題就單刀直入：「其實你渴望與自己的父母重逢嗎？」應亮輕笑了兩聲。
攝影：高仲明

丈夫好不容易聯繫了內地的旅行團願意配合，讓母親參加旅行團到台灣，導演楊樞與丈夫、兒子以自由行的身份，預訂相同的酒店。那晚，他們在酒店大堂等了許久，楊樞一直低頭在寫《九月二十八日‧晴》的劇本。旅遊巴來了，衝出去的卻是他丈夫，楊樞不知忙什麼，還在低頭在畫，然後才施施然走出去迎接。她們沒有擁抱，楊母好像問了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你剪短了頭髮？」

渴望與父母重逢嗎？「很複雜」

見面的這一幕，是編劇陳慧改寫好的版本。應亮原稿裏卻想像得更美好，「我寫的第一稿，是擁抱，但陳慧說不可能，跟我說像《紅樓夢》中的判詞，很恭敬，很美好，但是心頭上放不下，有距離。」他又說：「因為真的沒有經歷過跟我父母重逢，但寫作時有很多悲情，無法去避免一些美好的想像。」

訪問的第一條問題，記者單刀直入，問道：「其實你渴望與你父母重逢嗎？」應亮笑了兩聲：：「複雜，哈哈。」他話語間習慣撒兩聲輕笑。縱然電影《自由行》是談家庭，滲入了團聚的渴望，「但從小開始，家庭對我的概念，更多的是對我的約束喇，還是一個非常建制的東西。父母對我總是有很多要求，學習啊，社會上活動啊，以後要考什麼學校啊，所以，我從來比較渴望離開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自由行》的名字貼題得很。

父親冤獄，反給他成長空間

所以，他不得不承認，11歲時，爸爸捲入政治風波被抓了，在看守所坐了三年半的冤獄，「其實給我成長的空間，對於11歲到14歲青春期的男生，最反叛的時候，那3年半的時間，家裏沒時間管我，對我來說是很好。我可以獨自去面對自己的生活，自己想交的朋友，自己想學的東西，其實是好。」

他家人都是共產黨員，祖父母都是做官的，父母都是公務員，爸爸在國企裏面當經理，母親40歲才入黨，這是她年輕時的夢想，卻因為父母都是高幹，為顯示辦事公正才沒讓她入黨。因此，應亮從小開始就浸淫在全紅色的思想當中，學校裏，或者是在家裏，都告訴他：「國家民族是最重要的。」應亮說：「當然我是相信的。」中共製造出來的幻象本應是滴水不漏，可他生於有背景的家庭，近距離去觸碰，反而找到了幻象的瑕疵，「如有人被警察打了，找我父母解決問題。確實很多問題解決不了，很不公平。加以父親出事以後，我也見到我生存的世界，可能不是完全是對的。」這就生了反叛。

流亡人生：顛疲與自由

祖父母在上海是有聲望的幹部，爸爸出事，流言蜚語，父母讓他去比較遠的地方讀書。讀了一段日子，當學校知道他家的事，他又得轉校。整個中學，他讀了六間中學，自由反而成為他最穩定的朋友。「我每天去很遠的地方上學，什麼人都不認識，家裏也管束不了我，我反而覺得自由很好。」他說，上海人有種自豪感，覺得上海是一個好地方，都捨不得把孩子送出去，要出外地讀大學的孩子都是可憐的，「可是我一定要出去，去重慶、北京。」，應亮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與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導演系。

所以，對家、父母的感覺，他再說：「但今天，很複雜。」，「從一個人的權利角度上來講，被分散，沒辦法見面是違背人權的，如果我能夠自由選擇，當然應該選擇見面。」他與父母從視頻上溝通，只知道老鄉搬家了，父母是安全，「具體我也不清楚，其實我是想回到家裏了解情況的。」然而，若要回到從前跟父母一起生活，他卻是不情願的。

應亮就把對家、對父母的矛盾、思念與距離、敬愛與抗拒、理解與不解、兩代的緊密與鴻溝，從家到國的歷史變遷，種種難以言喻複雜的體會，就融於一個《自由行》的旅程中，不卑不亢，不張不揚。

下集：應亮談他勇敢而矛盾的母親，再放眼香港兩代人的隔膜。下集再續，請點擊以下連結。

【自由行‧專訪下】導演應亮從母親談香港兩代問題：老人變成商品

應亮是中國電影導演，目前流亡於香港。憑《九月二十八日·晴》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