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專訪下】導演應亮從母親談香港兩代關係：老人變成商品

流亡導演應亮，2012年改編楊桂襲警案拍成《我還有話要說》，獻給自己的母親，結果卻被上海政府起訴，從此流亡香港。六年後的今天，他拍了另一部長片《自由行》，片中描寫流亡導演楊樞，以自由行的方式，跟參加旅遊團的母親在台灣重逢，再呈現政治環境如何影響兩代的關係。戲中楊母跟女兒說了一句：「你真當自己是香港人嗎？」這話聽來很諷刺，因為應亮今年剛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他說在香港生活幾年，對這個地方產生了感情，自己也當了父親，要回復創作，從《九月二十八日．晴》因佔中而爭執的父女，到《自由行》楊樞與母親，應亮從自身經驗，談到香港人兩代的關係。
攝影：高仲明

【自由行‧專訪上】流亡導演應亮 渴望與父母重逢？我更渴望自由

堅強的母親：「大不了，脫離關係」

母親跟楊樞說，他們原來的老家政府收回拆遷了，賠償也人性化。楊樞生氣母親不爭不取不死守，總是對政府妥協的態度，一怒之下跑掉了。有時候，距離是美好，模糊了許多分歧，對應亮而言也是。後來，母親跟她說：「大不了，我們脫離關係，你們不要感到意外。」楊母是何等豪情壯語。

應亮說：「這幾乎是我母親的原話。」2014年他走到金鐘撐佔中，後來港片《十年》被中共封殺，他在Facebook寫過很多批評的字句。內地公安又找過他母親幾次，她母親拋下一句：「大不了，斷絕關係。」電影裏楊母給楊樞的錄音筆，現實中應母卻給兒子寫了兩萬多字，仔細地紀錄七次被盤問的過程。她生氣，生氣國家「我兒子拍個電影，警察都來。」也生氣應亮總是不聽教。他們生存的世界，一直活於矛盾當中。他母親以前就常說警察都是流氓，「她體會是真實，但愛國的心也很真實。她很真，本身也很矛盾。她就是這樣一個人。」

應亮說，他的爸爸坐過政治冤獄，他爸爸不在的那個時期，一直是母親在崩潰的邊緣下撐著家，有些時候，母親坐在家裏某一個角落，不發一言，得疲憊、傷心的樣子，亦見過母親默默地掉過眼淚，卻未曾嘩啦嘩啦地哭。但他看到了母親的偉大和堅強，每天放學後帶著書包去跑不同的機構去了解父親的情況，又去不同人的家裏，母親和別人一起商討法子，他就在旁邊做功課；有時候他半夜醒來，也聽見母親還在跟別人問一些消息；同時母親又忙著去看守所給她丈夫送衣服，「我看到她的行動力。」應亮說。
 

政治對家庭的傷害：父親改變了

他父親回來以後，行為上跟從前不一樣了。他不像從前那麼工作狂，他有了「先家後國」的想法，「他心裏認為家裏面的關係比較重要。」於是，母親故意不那麼忙了，常常與父親去旅遊。

父親對應亮的要求也放鬆了，不會再要求他凡事心甘情願地為國家貢獻諸類，但也希望他能加入共青團，可是應亮一口回絕。父母失望，但也理解他的決定，「因為家裏都是共產黨員，接觸中國的現實比我深，父母經歷政治運動也比我多，他們也不會說不理解我這種反應，也是明白我為什麼會拒絕。」

應亮，卻成為喜歡討論社會議題的導演。父母也會去看和討論他拍的片子，從分析和評論都是從一個角度：「會不會很敏感啊？或者是也挺好的，雖然提出了一些問題，也不會過份。」所以，他也肯定如果與父母再見面時，「母親肯定會花一點時間去批評他：『以前，我一直給你講，不要去碰太敏感的東西，你還是這樣做。』」他想像。

母親跟楊樞說：「其實所有壓力，最終只由我一個人來承擔。」楊樞生氣了跑掉之後，去跟《九月二十八日‧晴》中飾演獨居退休校長的老演員見面。對稿中，說到退休校長申請到護老宿舍，社工問他女兒可好，校長說：「錢是女兒付的。」楊樞讀出自己的影子，點醒了自己的自私和幼稚，就哭。

香港人不懂面對兩代關係

記者問應亮：「哭，是出於自己未能照顧雙親的內疚嗎？」他搖頭說不，說：「是有，但沒那麼簡單。當她和老演員對戲時，除了內疚，還有對自己的不滿、憤怒，也看到了自己和母親的未來，甚至可能還有去世的父親的樣子，再加因長期身份不定而造成的焦慮等等情緒，就一併而出了。」

拍《九月二十八日‧晴》的時候，應亮成為父親，特別關心兩代之間的溝通。一次，他在灣仔，留意到對面馬路有一所老人院，老人一個個被推下來，推著他們的不是家人，而是護老人員。「他們的動作很熟練，怎樣轉彎啊，我留心看。」明明應是温柔的親人互動，卻變成工作人員標準而安全的操作。「其實他們喜歡住在這裏嗎？」路過的香港人沒留意到這個平常的畫面，對當時是外地人的應亮而言，有點不可思議。「從前上海沒那麼流行養老院，上海人把老人都交托給親人。」只是，香港年輕人卻視老人為商品。

應亮於是跑了多間老人院，一位姑娘告訴他曾經獲得政府的資金，想邀請300多位老人的兒女在新春期間與老人見面，由義工拍片。結果，沒有一個家庭回應，大家都說沒時間。DVD卻變成300多位老人對著鏡頭向兒女說話，「差不多全都是說『我在這裏很好，送我來這裏，我很感謝。經常有人來探視，你們放心。然後孫子要好好學習，好好做人……』」

「我覺得挺震撼，不可能300多個家庭都很忙吧。」他後來去找研究兩代關係的朋友了解，朋友點出香港的問題：「忙是藉口，香港人其實是不懂處理這種關係。」

幽默是一種無奈的表達

DVD中老人的話，有點耳熟吧？好像正是應亮與父母在視頻裏面的對話一樣。但那是不自由、不正常的親人對談。而我們呢？又或者是，應亮與父母重逢時，也是不知說些什麼。楊樞母親在電影中說了一句：「其實也挺好的，以前我都看不到你，跑來跑去，現在我起碼可以固定每個月跟你視頻一下。」應亮說這是現實，長大以後拍電影跑來跑去，關係也陌生：「我與父母本來也不是無所不談的緊密關係。」從《九月二十八日‧晴》到《自由行》，觀眾看到政治對於家庭的傷害，也看到一個家庭對人的影響。

至今，應亮父母也不知《自由行》的存在。楊樞是應亮的化身，她的內疚、憤怒、思念、尋找身份的顛疲、焦慮，也是應亮經歷的情緒。他也習慣說話後以兩聲輕笑來總結，在電影中加入幽默的橋段，「因為我遇到的時情總是很荒誕，我也不想電影很悲傷，我不需要別人的同情，變成我情緒的發洩，我反而希望是一種反思，而幽默也是一種態度、反思，對無奈的一種表達。而且是我人生當中一個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