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機構MeToo】由一人到一千聯署　女博士體制下尋求公義

一年前，時任中大講師黎明在社交平台公開在教會#Me Too經歷；一年後，她與公開大學助理教授容暉向傳媒披露，至少有7名女性（包括兩人在內）在基督教機構「突破匯動青年」內受性騷擾，當中一名受害者資料尚未曝光。她們迄今收集逾1,100個聯署，要求「突破機構」與「突破匯動青年」跟進事件及改革機構性騷擾投訴機制。《隱形香港》與《01社區專題》為此專訪聯署發起人之一，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師黎明。
「就算你有學歷、人脈都好，你面對的是一個機構」，黎明從一個人到聯署千人，在性騷擾報警亦不一定受理的香港，要把藏在暗角的性騷擾放到陽光底下，這一年她又經歷了什麼？
攝影：曾梓洋　（資料圖片：吳偉豪／高仲明）

性騷擾被認為是「男追女」的小事

去年11月，在Me Too浪潮席捲全球之際，黎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教會」遭受長達七年的性騷擾。她以萬字描述自己在「教會」擔任義工期間，被相熟的教會朋友言語滋擾、肢體接觸、甚至在異地被強吻時的心理掙扎。當時她未有公開機構名稱。「騷擾者依在我的身邊，或借一些名義扶我，或碰我的腰及膊頭，即使我黑臉或避開，但這些事情在大家眼中都是隱形的」，她指屢向教會群體求助，但即使被強吻後亦只被視為「男追女」的小事。

社會學出身的黎明，向來關心平權與性別議題，「但我都可以咁遲先意識到呢種侵犯」。黎明解釋，「教會論述是寬恕，你要寬恕其他人的過犯，真誠地去重建關係」。在談愛與寬恕的教會文化下，她的七年是獨自在從嚴正抗議，到與騷擾者斷絕來往一年；從自我隔離到嘗試接納騷擾者真誠道歉，實踐教會內的「寬恕」，重新建立友誼。從來無人評價、檢視她對騷擾者翻來覆去的「寬恕」與「接納」。

受害人從一變七 意識問題嚴重性

「（公開）原意並非尋找受害人，只是希望給自己一個交待」，直到黎明接到公開大學助理教授容暉博士的訊息。容暉指2016年任職「突破匯動青年」時被同一名職員性騷擾。據容暉了解，該職員在機構負責聯繫大學生及難民的工作。

「突破」機構於1973年成立，是香港基督教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青少年服務機構。而「突破匯動青年」（下稱：「匯動」） 則是突破機構延申青少年機構，於 2013 年成立。兩者由獨立董事會行政圑隊管理。

黎明指她開始意識到問題嚴重，已非個人層面的公義與教義實踐。震驚以外，她陸續接到更多的個案。由一變二，變成今天浮出水面的七人。當中六人受同一職員騷擾，而第七人的騷擾者是另一個職員F，F身份尚未曝光。她質疑，「點解到今時今日都冇人處理，冇人阻止到佢？」如果社會學是研究社會表象下的問題，在黎明眼中，一系列的教會組織性騷擾事件反映的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教會組織並無有效的申訴機制處理性騷擾事件。

黎明：「好憐憫」也要「行公義」​

據《端傳媒》、《明報》報導，當時黎明接到「突破」創辦人及榮譽總幹事、「匯動」會長蔡元雲託人向她轉達：「希望不只行公義，更要好憐憫。」她憶述，「心情可能用受傷來形容更貼切」。她長久以來的信仰是「行公義」與「好憐憫」並重，「無公義的憐憫是好廉價的憐憫，亦只是一個好表面的原諒」。

教會人情與「家人」文化牽制受害者行動

而蔡元雲於她，從不是硬綁綁的「宗教界具影響力人物」，而是鼓勵她從上海到港求學、她所尊敬的長輩。正如突破，不僅是宗教機構，而是她從16歲起持續參與活動，伴她成長的「教會」；正如騷擾者不只是越界的「涉事男子」，而是她教會文化內的「家人」。她指，人情與「家人」、「群體」關係對受害者是很大的牽制。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任何人向一名男士或女士作出性騷擾行為，均屬民事罪行，惟目前《條例》只涵蓋職場及教育機構發生的性騷擾行為。除非涉及性部位接觸，觸犯非禮等刑事罪行，否則即使因性騷擾報警，警方亦無從入手。由於黎明在香港境外被強吻，且場境不屬職場與教育機構，因此黎明與容暉的個案，只有在職場被騷擾的容暉符合申訴資格。

拒絕私了　要求制訂防性騷擾政策

出於對機構的信任與感情，黎明與容暉決定先從內部解決。容暉於2017年11月，她向「匯動」前上司投訴被前同事「性騷擾」，但同月被投訴人突然辭職。事件延至2018年7月，黎明與容暉認為機構未有再處理投訴，逐以電郵形式向機構投訴，8月獲「匯動」受理。

「匯動」回覆查詢時承認，2018年8月接到投訴人（容暉）電郵，指被投訴者於兩年前在工作地點範圍內曾對她作出騷擾，隨即啟動調查機制，成立包括兩名獨立人士組成的三人調查小組，並在調查完成後兩個月向當事人交代調查結果。

組織內部報告：從未提「性騷擾」三字

不過黎明與容暉質疑，報告承認被投訴人行為不當，卻未有把「性騷擾」寫入報告。報告僅指被投訴人行為屬於「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在言語和行為上傷害女同工」，而被投訴人的離職紀錄亦無相關涉事紀錄，以至組織內如常邀請被投訴人出席相關教會活動。「公義要被看見才可以成為一個公義，以至進入到現實生活當中」，黎明說。

而在等待機構處理期間，她們錯過兩年民事追溯期限。最終，她們決定向傳媒公開事件，並於11月初開始收集聯署，公開要求「突破」及「突破匯動青年」責成騷擾者公開道歉、將「性騷擾」寫入騷擾者的離職原因記錄，並須制訂有效防止性騷擾的政策。至今，她們收到超過1,100個人及團體聯署。

「匯動」：譴責被投訴人行徑

《01社區專題》曾就事件向「突破」及「匯動」查詢。「突破」回覆查詢時指，已聯絡平等機會委員會，邀請其協助檢視及完善防止性騷擾的政策和申訴機制，並教育同工及義工，確保有效落實。

而「匯動」對被投訴人的行徑予以譴責，建議其向投訴人再作出真誠道歉，並親自向全體同事交代離職原由，對事件反省及道歉，惟至今被投訴者未有行動。「匯動」承認機構對於防止性騷擾的指引不足，已於2018年1月予以更新為獨立成章的「突破匯動青年防止歧視及滋擾指引」，並即時向員工簡報及落實執行。惟整份指引從未直接提及「性騷擾」三個字。

公開處理被教會群體評擊

兩名博士以真實身份公開指控教會內的Me Too。教會群體內，有人斥她們破壞所屬機構40多年來的形象，有人質疑她們為了成名而高調公開經驗，亦有人出於關愛勸她們放下。在太陽底下公開處理「性騷擾」，代價是與教會群體決裂。

我們是博士，要處理這些事已非常辛苦，如果對象是年輕二十多歲的青年？

「就算你有學歷、人脈都好，你面對的始終是一個機構，它的資源、權力和影響力都比你高」，她指公眾較少關心機構如何保證投訴人與被投訴人的權力關係平衡，而社會論述又造成一個極端懸殊的權力關係，讓受害人往往更難與機構平等地商討。她指，若如果受害人無相關知識、年資與勇氣，年輕的受害者或會消失於人海之中。

體制向加害者傾斜

「我想這個是很抽象的社會公義」，她認為社會並沒有足夠資訊讓受害人理解自身處境。她解釋，當社會認為性騷擾是小事，反問「係咪你諗多咗」，或是把責任放諸於受害人身上，譴責其「冇好好保護自己」，受害者只能在自我譴責、被人譴責與自我懷疑的輪迴中噤聲，「這個已經不是你有多少抗壓力，多少歲，多少學歷就可以處理到的問題」。

社會文化追求完美的受害者

黎明質疑，社會大眾很自然偏向維護加害者，而非審視受害人的處境，理解個案的獨特脈絡。她指，「社會對受害者的要求太苛刻」。近年每當社會出現Me Too事件，社會大眾總會對受害者進行偵探式搜查，查找破綻。每當有人提出質疑，所有人都會屏息等待受害人給出一個回應，「而你看來是唯一有權、有責任、有義務去給出一個回應。如果你給不了回應，你就會被剝奪視為受害者的權利，你就會被視為是自己的問題」。「受害者要站出來企硬，講完自己的訴求，還要解答所有問題，還要堅持到最後，實現自己訴求，個條件實在太苛刻」。

現時社會對Me Too運動的最大質疑，是在未審先判模式下容易出現誣告。黎明認為，在現行制度下，性騷擾在香港是民事罪行，即使報警亦不受理的。「你可以追求公義的途徑係如此之小」，她說，即使案件成功以民事訴訟方式到達法庭，受害者需頂著壓力，付出很多代價，才換得一個微不足道的判決，大眾便認為個案完結，無人關心制度問題。「最後大家就比較哪位受害者堅強，哪位受害者耐力較長。我認為社會不應該是這樣」。

不少人問為何不直接爆騷擾者全名。因為單單針對一個人，人們就會因一個衰人得到報應而安心散去，以為少一個衰人就多一份安全。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上多重的制度和文化都在繼續醞釀和庇護新的性騷擾。一個人的報應，贖不了制度的罪。

她認為，既然未有任何證據顯示有系統性濫用Me Too機制誣告 ，倒不如先解決苦無申訴機制，卻又長時間有規律地、系統性發生積存問題。如果能改變整個制度，改變大眾觀念，以至於以後的人不用再以Me Too方式申訴，「（受害人）可以去上訴，內部解決都可以有清晰指引⋯⋯如果改變到，好自然減少到有人要用Me Too去處理這個不公義的問題。」

黎明認為，在她與容暉身上匯集了許多有利條件，包括高學歷、有經濟條件、無懼責難等等。「要符合這些條件，不知機率有多低。但竟然實現在我們身上」，因此希望在個案以外，推進教會組織體制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她說，如果在這環境下亦放棄堅持，「我這一世都有負於現在、過去及未來的性騷擾受害者。」

《01社區專題》曾向被投訴人查詢，惟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性騷擾的界線常被視為「模糊」。如果A君眼中的「性騷擾」是B君眼中的「求偶行徑」，這落差又反映了甚麼問題？（詳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