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山竹】 災後極速還原　十年三個強颱風如何改變大澳人？

原本打算跟謝世傑在大澳的鄉委會廣場做訪問，但他甫出現，就熟稔地領著我穿過吉慶街，然後轉入去一條通往棚屋的小路。他毫不猶疑拉開沒有上鎖的閘門，示意我坐在欄河旁。他左右張望地笑著說：「屋主大多都在外面住，被人趕我們才走吧。」
謝世傑不只一次明言自己並非大澳人，亦不會永遠待在這裡；但自2003年他在大澳從事社區工作開始，他與大澳的命脈就緊緊相連——由聚集首批青年人推廣大澳的旅遊發展，到颱風「黑格比」組織「申訴大會」，然後「天鴿」及「山竹」著手組織民間自救小組。十年間他從三個颱風中見證這裡的民間組織愈發緊密。不過，他直言，大澳的民間力量未夠成熟，他說：「因為現在很即興，有事就聚埋，沒事就散水，現在只可以處理即時的問題。」一班街坊，除了防風擋災，這個社工又期待他們做到什麼？
攝影：吳鍾坤

跟謝世傑從廣場走到棚屋，發現街道兩旁如往常般寬闊乾淨。乍看之下，難以想到兩天前這裡一度水深及腰、居民緊急撤離的情況。今年「山竹」來臨前一星期，居民自發組織起義工隊協助街坊防災，謝世傑也是其中一員。回溯這次的行動，他認為雖然尚有紕漏，但民間的組織能力與十年前「百年一遇」的颱風「黑格比」相比，經已大有進步。「在90年代，大澳的社區氣氛仍是十分活躍，但年輕人長大外出市區工作後，就逐漸冷了下來。」

寧靜鄉郊的暗湧

2003年沙士一疫，我們戴著口罩上班下課的那年，謝世傑逃離了人煙稠密的城市，走進三面環海的寧靜鄉郊工作。大澳僅得2,600餘人，鄰舍的關係緊密。然而，謝世傑推展社區工作的時候，很快就意識到和諧背後的微妙張力。「我剛來的時候，要鼓勵人去關心社區並不容易。因為漁村社區關係密切，加上他們很多時會聽鄉事會意見。當居民對他們的做法不滿時，在這種環境下就不敢發聲。」他憶起過往有位街坊十分勇於表達想法，但多次遭旁人冷言冷語後，就不敢再站出來發言。

謝世傑了解到難以就民生議題推動社區參與，當時適逢機構開展旅遊推廣的工作，繼而聚集到一群年輕人透過介紹大澳，從而深入認識這裡的歷史文化，建立歸屬感。「因為後生一輩大多出去（市區）工作，而剛好聚到這班十五六歲的年青人參與活動，可以讓他們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這亦是我當初想來大澳的目的。」當時社區活動剛剛起步，而同期只有「大澳文化工作室」及大澳文化協會兩個民間組織——社區營造未成氣候，更難以跟居民談論相關的政策及發展。「當時大家對一些較大的發展沒有太大反應，例如十號貨櫃碼頭，有十多人一齊討論，但行動的沒有幾多個。」

一場颱風撕破「和諧」

居民難以朝夕間了解十號貨櫃碼頭引發的問題，但颱風暴雨的後遺則顯而易見——2008年8月，颱風「黑格比」吹襲大澳，加上接連暴雨導致山泥傾瀉、斷水斷電，甚至通訊線路受阻，但政府的救災速度遲緩，導致民怨四起。當時有街坊致電電台節目，投訴房屋署遲遲未開放位於龍田邨的庇護中心。「他說如果再唔開，我就用斧頭劈開佢。」看見眼下的群情洶湧，謝世傑隨即組織「居民申訴大會」，並聯絡傳媒將街坊的聲音傳播開去——大澳人當時的怨憤與一向「和諧」的形象相違，繼而引發後來的「河蟹事件」。

謝世傑因協助大澳居民向政府表達不滿，而被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指破壞社區和諧，謝世傑馬上就被調職及收到警告信。他質疑政府從中施壓， 故毅然辭去工作。

民怨隨著政府救災不力而爆發，理應是個契機，組織街坊監察相應的補漏工作，謝世傑卻斬釘截鐵地道：「不能。」他解釋，當時較年輕的大澳人大多在外，留在當區的長者難以組織起來。「這是大澳的客觀限制，所以很快就回復原狀，在這裡做組織就有這些困難。」

民間組織落戶  大澳添活力

「黑格比」過後不久，大澳就回復寧靜；然而謝世傑則離開了安穩的工作，走進不同的民間組織繼續服務社區。由講究程序、避免牽涉政治的機構踏入民間，他以「重未離場，繼續翻場」形容自身的狀態。「『場』即是指場域，社福界的關注點愈收愈窄。雖然他們在另一個角度服務弱勢，但當他們涉及政治因素時，就不是他的場域。」現時他關注骨灰龕問題、大嶼山以及大澳的永續發展，跟各個板塊的持份者交流碰撞，教他吸取了不少養份。「離開工作了十多年的機構都要繼續『搵食』，唯有工餘時間做這些事，但眼界的確開闊了不少。」謝世傑堅定地說。

謝世傑亦留意到大澳的社區營造氛圍於2010年後逐漸形成——單是吉慶街一帶，就有農社、「流浪貓之家」會址、環保服飾品牌。縱然關注的層面迥異，他們的出現猶如謝世傑當初聚集的年輕人般，為這裡添上久違的活力，同時突破了大澳缺乏年輕人而難以結網的局限。謝世傑憶起，2013年北大嶼山醫院落成，政府計劃取消大澳的緊急醫療服務，他們於通訊群組開始熱絡起來，討論如何應對，以及召開居民大會商議。他咧嘴笑說：「以前只有我跟另一位拍檔『查篤撐』，現在就可以有他們一起主持了。」

理想的民間組織：互不從屬　互相支援

去年「天鴿」正面吹襲大澳，當時群組內已號召義工處理善後工作，但眾人仍未有防災的準備，導致損失相當嚴重，而剛過去的「山竹」則從去年的錯誤中學習，無論颱風前後均有充足預備。「由北大嶼山醫院事件開始，到『天鴿』與『山竹』，你會見到組織能力一次比一次理想。」縱然大澳的民間力量愈漸堅韌，但謝世傑直言，現在的狀態還未夠成熟。「因為現在很即興，有事就聚埋，沒事就散水，缺乏了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現在可以處理即時的問題，但談到大嶼山發展或需要在矛盾中尋求共識時，就遠遠未到那個程度。」

他認為，理想的大澳民間組織應至少有十幾名核心成員，主動關心大澳的發展，然後接觸街坊、聆聽意見，繼而再以不同的方式營聚社區。「這些工作並非各有各做，例如German（「流浪貓之家」創辦人）現正籌備『燈節』，這些就是營聚社區的方法，可以藉此交流意見，大家互不從屬，但同時互相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