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化由街名開始?《中英街一號》導演:改街名,改不變青年命運

撰文:陳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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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一號,在哪裏?
2012年,構思要拍一套探討年輕人抗爭的電影,導演趙崇基來到沙頭角取景。他赫然見到一個樓盤,名叫「中英街一號」。但是,真正的中英街一號,其實是一間平民雜貨店。街道變遷,人或搬離,新樓盤進駐。直到2016年尾《中英街一號》開拍,同名同姓的豪宅已經落成。
最近有港區政協提議改換香港街名、地名,以減少殖民政府留下的符號,加強各位市民的愛國情懷。有網民諷刺地建議將「皇后大道東」改為「解放大道東」。羅大佑歌詞莫非成真--「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旺角若如此,沙頭角中英街又如何?趙崇基說:「不是你改名,就等同改變了歷史,以及改變大家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和記憶。」

《中英街一號》由游學修、廖子妤和盧鎮業(小野)主演。電影連接1967年及2019年,講述這兩個年代中,年輕人如何出於自身對香港的愛,被動或主動地投入抗爭。訪問期間,談起2018年,也是法國六八學運50周年。青年對生活在此地的愛與怒火,也許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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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覺得,這部電影延續了他一向關心的命題,就是每件歷史事件當中,蘊含一種時代意義。他不希望只純粹拍一部電影予六七暴動的過來人看。(受訪者提供)

電影的起點,是8年前某日,一個六七暴動的少年犯石中英找他。石中英娓娓道來六七暴動裏有許多遭遇相近的少年犯,邀請趙崇基採用這個題材拍戲。1967年,趙崇基只有6歲。記憶模糊,對那年發生的事,因拍攝電影時閱讀史料,有更深入認識。「好像我以前拍《夜明》、《三個受傷的警察》,會對背後的社會意識更有興趣。我沒想過只拍一部給六七過來人看的電影,作為歷史片,更重要是時代意義。那些年來,香港發生很多社運,包括雨傘運動。我在過程中一直想,如果比較兩場運動會怎樣?因為有種歷史重複,似曾相識的感覺。當我將電影對準年輕人,刻劃戲中幾個年輕人,在不同時代作出的不同選擇,意義更加大。」

趙崇基從書架取出2015年出版、同名的劇本及訪談結集。翻開書頁,只見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的相片交錯展現。

申請到中英街取景不果

提起六七暴動,老一輩也許記得商台主持林彬被燒死,以及北角一對姊弟遭土製炸彈炸死。作為中港邊境的沙頭角,更於1967年7月8日發生槍戰,5名香港警員殉職。相比起昔日荒蕪,今日沙頭角中英街儼如一條水貨街,趙崇基坦言,中英街見得最多的景像,是人們推住一車車益力多走過。內地甚麼時候流行甚麼貨品,來中英街就略知一二。

六七暴動距今已有50年之遙,但是導演趙崇基認為,歷史有時會重複。一個時代裡,青年抗爭者的選擇,有時可能是宿命般遇合。(《中英街一號》劇照)

呈現60年代沙頭角光景是一大難題。2016年尾,他先拍攝現代沙頭角的部份,卻屢次向電影服務統籌科申請拍攝不果,沒有解釋原因。現時電影內中英街的一些空鏡,都是導演情商沙頭角居民幫忙拍攝。

「至於60年代的實景還剩下多少?實在不多。所以我們得在劇本上遷就,或者美術上即使沒錢,也要想怎樣搭救。如果有3億預算,搭一個邊境沒問題。可是我們只能靠拍攝上以小見大,以及後期上抹走穿崩位。今次好在有個後製公司朋友願意幫手,分毫無收,拍攝過程很不容易。」他說,這次拍攝與過去感覺不同。成本300萬,合作的不是專業電影工作人員,大多都是「碌人情卡」,找學生及朋友無償幫忙。他一方面得控制電影品質,一方面得安撫工作人員心情。

黑白攝影助復刻60年代 

《中英街一號》另一個特色,是運用黑白色彩拍攝。兩個年代,演員也好,呈現的人和事,都沒有色彩。趙崇基解釋,最初也是出於減少『穿崩』場面而選擇黑白拍攝。到後來,他愈感覺這也是一種象徵。他說,仔細觀看畫面的話,會發現六七那部份的畫面,黑白色的對比較為明顯;而2019年的部份,則選取了偏灰色的色調拍攝。

社會太黑白分明,或者太黑白不分,同樣極端。趙崇基說起中英街的一張組典相片,中英街一邊是華界,一邊是英界,一個警察和一個民兵站在界石兩端對視。中英街儘管是一道界線,可是電影也呈現了當時沙頭角的居民,不時與深圳的親人往來,彼此關係不會因邊境而消失。

也許在未來,香港的年青人也會如同電影般,再有一次社會運動。大家共同面對社會瀰漫的無力感,而最終還是會牽手共同面對。(《中英街一號》劇照)

當年的抗爭者 今天指責年輕人抗爭

《中英街一號》花了一個月左右拍攝,其中在沙頭角拍了20幾天。演員們對沙頭角充滿好奇,趙崇基說,那裏居民大多是老人家,有不再打魚上岸的漁民,也有原居民,住在只有四、五層的公屋或村屋。

電影中1967年的年輕人反英抗暴,另一個時空2019年的年輕人守護農業,拒絕讓路予地產商發展購物城。趙崇基慨嘆,一個地方會眨眼間變得很快,當年站在抗爭者前列的人,可能今天會倒過來指責年輕人激進有罪。「但是,每代年輕人在時代之中的選擇,沒有變。時代推動他們如此選擇,例如游學修的角色,如非因為他讀左派學校,他父親是左派,他大概不會有愛國思想,也不會投身六七暴動。同樣,現在香港有不公平的選舉制度,如非前途無望,不會有那麼年輕人走上街頭,不會有雨傘運動。」這時我才見到,他辦公室的窗沿掛著一條皮製絲帶。

「香港變得很快,不過變得幾靚也沒用。不斷起好多豪宅,改變了街道,但改變不到年青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