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邊境人】蓮麻坑村隱世農夫 細說偷渡的那些年

撰文:梁雪怡 柯詠敏 麥佩雯 陳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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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或主權移交)19年,這些年來,中港交流日益頻繁,港珠澳大橋、一小時生活圈、一帶一路……為了各式各樣的原因,愈來愈多人成為「深港人」。
說起「深港人」,大家可能會想到跨境學童或上班族,但其實香港開埠以來的最早群落正正紮根邊境禁區。邊境鄰近深圳,與內地商業往來,多年來自成一角,當香港其他地區在推土、在發展,由農業過渡至製造業,再過渡到知識型經濟,禁區卻因處於封閉狀態,得以在時間洪流中「停留」。香港位處南中國的邊陲,而蓮麻坑村、沙頭角等臨近邊境的禁區,便彷彿是邊緣中的邊緣,但璀璨繁榮並非幸福的唯一指標,世界的中心雖不屬邊境人,他們對「中心」卻有另一番理解,因而活得自在悠然。
攝影︰李澤彤、梁鵬威、余俊亮

鄭錦在夏天都不穿上衣,因為不喜歡耕田時出汗,被衣服黏着的感覺。「咩都慳返,冬天先著衫囉。」他說。

沿着蓮麻坑路向禁區方向步行,起初是一棟棟插針式的高樓大廈,跟你我他住的地方毫無分別;村外地盤發炮一樣的打樁聲響,每一下也敲進心窩。過了村口的涼亭,路慢慢被一棵棵垂滿氣根的大樹包圍。鳥和蟬的鳴叫聲漸漸取代打樁聲,偶爾傳來響亮狗吠聲,恍若亙古的時光停頓了。竹林深處有個光着上半身、穿黑色水鞋、年過半百的伯伯推着手推車。

他的皮膚黝黑粗糙,手推車上面有個寫着信義農莊的綠色籃子,箱子裏是一堆泥土。記者在今年才開放的蓮麻坑路尋找住在邊境的農夫,瞥見一個黑實卻不似是地盤工人的男人,立即衝上前傻傻地問:「我可以跟你聊天嗎?」伯伯徐徐擱下手推車,抹一抹額上的汗,笑道:「你想聊什麼?」

下午4時許,乃蚊和蠓「搵食」的黃金時間。我倆站在田邊,聊着他的偷渡故事,和今天種的火龍果。站着不幹活的後果是大家雙腳被蠓咬得傷痕纍纍,他說不打緊;我說,癢得可以殺死一頭牛,他笑道,牛是用來耕田的。

鄭錦太太說丈夫生活就只有耕田,閒時無事做,也愛落田東忙西忙。

他來自潮州 廿多歲偷渡到蓮麻坑

伯伯的名字叫鄭錦,他來自潮州,今年77歲。廿多歲時第三次偷渡來港,經惠州、梧桐山、蓮麻坑的山嶺成功抵壘。50多年來他也在蓮麻坑村的嚤囉樓深耕細作,蓮麻坑給一彎深圳河圍畔,他的農田對面便是蓮塘口岸。從前對岸跟這裏一樣,全是農地,現在跟村外一樣,都建成高樓大廈了。

談不到半天,我說要帶個攝影師拍照,他想也沒想便點頭說好。我也相信直至第二次採訪,鄭錦也不知道我是何許人,連記者證和遞給他的卡片也沒有看過半眼。採訪完畢之際,我不禁問,為什麼會貿然跟一個陌生人聊天?「傾吓偈有乜所謂,以前未開放這裏沒有外人,好靜。你想傾咪傾囉,從來沒有記者來過我家。」鄭錦挨着籐椅、一臉無所謂地說。

或許他的邊境世界,一直有着從沒有什麼爾虞我詐的單純。

鄭伯說,四周的環境都沒有改變,就是農地少了,現在都被高樓大廈圍着;又多了架小巴隔一小時來來回回,從前這裏只有「差佬車」和靠雞籠車出上水,那時他一個月才出去一次,為的是「飛髮」。

的確,蓮麻坑村逾半世紀與世隔絕,村裏的一草一木一塊田,因而得以在這個貪新厭舊的社會中倖存。

內地大饑荒 備乾糧逃港「博命」

1967年8月11日,有約30人越過邊界接近羅芳橋,當他們發現閘門已被英方關閉後,即強行從鐵絲網的一個縫隙衝入英界,要到英界耕地耕作。當英方警員表示邊界已封閉,要求他們返回華界時,即被對方包圍並以鋤頭襲擊,一名英籍警官被打傷,報導指英方其後使用催淚彈驅散該批滋事者回華界,並繳獲武器。(相片由阮志提供)

研究邊境及禁區歷史、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員(榮譽)的阮志博士指出,1960年代內地經歷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致大量內地人偷渡來港。香港政府1962年的年報顯示,截至當年5月,共有62400偷渡者被捕。由於難民潮對香港的房屋與食水供應構成嚴重影響,政府於是關閉邊境禁區,當中包括蓮麻坑村。英軍在東至沙頭角,西至落馬洲,築起高10呎、厚20呎的鐵絲網,名為「蛇網」。兩地人自此靠一條「國際橋」來往耕種,出入此村要帶禁區紙。

蓮麻坑居民憶述當年曾見過大量逃亡者在網外露宿及飢寒交迫,很多大陸人因逃亡而受傷及死亡。有偷渡者會從鐵絲網破洞中伸出手來,向村民拿吃的,村民就像「耶穌派餅」一樣。

鄭錦便是1962年湧到香港的那批偷渡者。第一次經沙頭角成功抵達香港,但被香港警察逮回大陸;第二次經鹿頸,未抵香港已任務失敗;第三次才選擇路途最遙遠、保安最鬆懈的蓮麻坑。

鄭錦憶述從前大家口耳相傳:香港是個「搵到食」的地方,幫人打工朝九晚四,反正在鄉下大饑荒,田也沒得耕。記者問,這樣一別可能無法再見父母,當年怎樣跟父母道別?鄭錦不以為然:「咪話要到香港囉,那個年代哪有捨不得?橫又死掂又死,有得食最緊要!俾人捉最多坐幾個月監。」

8時多忙完割瓜,鄭伯會隨便吃塊麵包作早餐,他嫌麻煩,所以不像其他潮州人煮粥作早餐。

在1962年3月梅雨季,萬般帶不走,鄭錦只準備了幾斤餅乾和米粉,由惠州跑到龍崗,只敢繞行山路不敢行大路。因為生怕白天有人捉,所以只能在黑夜裏跑山,白天在草叢中睡覺,被蚊子咬得痕癢無比,又經常下雨,汗衣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跑了一星期,終於來到香港。

「好辛苦,每天隨便吃點東西,有些人住在梧桐山附近,近好多,可以帶米帶煲在沿路煮粥吃,我路程遠,只可以帶乾糧。有次夜裏被民兵驅趕,我們一路跑落河,終於走得甩,晚晚都搵條命仔搏㗎。」

那時偷渡失敗,像有案底一樣,會被鄉下幹部懲治,又要重新辦理「米證」(即糧票,當年要有糧票才能到餐館吃飯)。所以偷渡者大多不會再返回鄉下,錢儲夠,買些乾糧便再接再厲。

衝出新界 到九龍織羊毛

「回到惠州,因為有經驗,知道怎樣行,有人找我說:『我有乾糧,你帶路。』第三次終於成功,我舅父住在元朗的木屋,便拿着地址找他。住了3天,我便識搵食,出去做黑工擔磚仔,即是建屋那些磚。在窰裏擔出來,一日8蚊,餐搵餐食。擔磚仔真係好辛苦,出窰磚還很熱,手襪又穿了,好辣手。但受傷就好小事,後生有得做、有得食就得,後來難民准許做臨時身分證,來港幾個月後就回蓮麻坑的菜園做工,一個月一百蚊。」

歷史學人阮志所著的《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記載,蓮麻坑昔日以農業為主,直至60年代均以水稻為主要農作物。至60年代,由於本地稻米的需求日減,加上一些潮籍移民租賃原居民田地建立菜園,改為種植蔬菜或水果謀生。因為地處邊陲,農民要將收成經竹山坳擔出石湖墟或沙頭角墟售賣。

1967年紅花嶺望蓮蔴坑及蓮塘一帶全是農地;現今的蓮蔴坑因為歷史因素,依舊是個小村落,而鄰近深圳河的土地已發展得高樓林立。(相片阮志提供)

鄭錦本在潮州種番薯和穀物,一心來香港做打工仔,嚮往朝9晚4的上班生活,於是來港一年後,便衝出新界,到九龍的工廠織羊毛衫。他在唐樓租了一個月租17元的上格床位,比下格便宜3元。

「織羊毛一天做十幾小時,一日織廿幾幅,新人多數要織十幾針,好難織;三針就容易織一點,但好織的羊毛只會給舊人織。叻的賺到成千蚊,我就大概賺三兩百蚊,而且不是常常有得織,有時織完一批又要等新貨,不知要等多久。三餐在外吃,要租房,1963年香港又制水,好難生活,出九龍無人無親戚好難捱,所以一年後返來新界,農場有井不會制水。我同一個姓林的頂咗40幾斗地來做。」

「去咗香港好呀,要搵錢呀!」闊別20多年,這是鄭錦父親的第一句對白。大陸於80年代開放,父子重逢,沒有粵語殘片的經典畫面,「沒有喊,喊乜鬼,見得返不知幾開心,見咗一次老豆就瓜老襯。」

下田是鄭伯的生活所有,所以家裏有十多對水鞋。

「沒讀過書,有咩揀?」

一家人以為鄭錦到香港會成為上班一族,俯拾皆是黃金,怎料他選擇在蓮麻坑做老本行。記者問,其實鄭伯是喜歡耕田吧?他先是笑一笑,再聳聳肩道:「唉,我鄉下來沒讀過書,有咩揀?耕田最慳皮,用自己的勞力,租幾塊地。以前用鋤仲慳皮,收尾先買條牛,幾百元一條,那時好大件事了,現在有犂田機和自動水喉,牛也不用。其實家下仔大女大,不用搵食,不想塊田荒,咪耕下佢囉。一早起身見到瓜呀、菜呀,哇,好大棵好開心!」

常呻因為無得揀而當農夫的他,於2005年一度退休,放下握了大半生的鋤頭,原因不是他累了,而是香港人背棄了本地農業。

內地平菜湧港 本地貴菜倒海

「剛剛開放時,那邊人工和地都平,菜比香港平好多。97、98年時,我的菜拿出市場無人買,要倒落海。菜種得咁辛苦,要好多本錢,好心痛㗎。所以沒耕田咯,日日看電視和去打鼓嶺飲茶,好無聊,病痛出晒嚟,血壓呀,膽固醇呀,我又不喜歡熱鬧。6年之後又流行食本地菜,就可以賣貴別人一點。十幾蚊斤生菜都大把人買。我現在每天5時多起床收割,信義農場8點來收,新界菜貴就貴在新鮮。」

鄭錦指,由內地來的菜大都坐了十多小時車程來;而信義農場每早8時來嚤囉樓收菜,拿出菜市場賣,所以本地菜特別新鮮。

隨着內地開放,經濟起飛,內地人再不用偷渡來港,反而成為消費力強的旅客。鄭錦說,對岸蓮塘不斷發展,10年前開始大興土木,他仍在同一塊田種瓜種菜。在同一地域,看着同一片天空,卻是萬變與不變的對照。

「家下那邊生活好過我們,『使鬼』偷渡咩,就算偷渡都是為打劫。那時我們請內地人耕田,現在他們請我們打工了。但想不到大陸發展得那麼快,好現代化,連農村都有廁所。什麼也會變,但我就喜歡這裏,有山有水有田,耕田不用受人氣,搵多搵少無所謂。」

晝夜看着對岸高樓聳立的蓮塘耕田,他卻老是說,這裏沒有變 ── 其實沒有變的,大概是心裏的種子。

鄭伯夫婦一直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蓮麻坑村無法收到香港的電話訊號,他們活得自在,也不在乎能否與城市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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