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人生】過勞死立法難推動　學者：商業主導　港府拒干預

去年6月，26歲的採購文員胡家怡每日工作十四、五小時引致免疫系統失常，最終因併發症死亡，「過勞死」問題再次引起關注。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曾於立法會表示，2016年有98宗工作期間非因意外而死亡的個案，當中以心臟及腦科疾病所佔比例最高。然而，香港政府從未對「過勞死」下定義，當局亦沒有正式統計數字。打工仔在「百冇」的情況下日做夜做，何時才得到應有的保障？

統計處於2016年的《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顯示，全港343萬僱員，近半每周工作40至49小時，11.1%（38萬人）每周工作60小時或以上。據瑞士銀行於2015年的《價格與收入》報告，香港的工作時數以2,606小時，冠絕全球。

過往有不少醫學研究證實，工時過長會引起中風、心臟病等健康問題。而勞工處的數字顯示，在去年98宗的非因意外死亡的個案當中，心臟及腦科疾病所佔比例最高。然而，現時的勞工法例對「過勞死」仍被曖昧地留白——沒有定義、統計數字；有不少僱員還以為，因工作猝死是會獲得工傷賠償的。

四成人以為猝死是工傷

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曾於2012年進行「在職期間猝死及工業傷亡權益」調查，發現約600個受訪者當中，近四成人以為工作期間猝死，家屬會於現行條例下得到賠償，而近五成人則表示對相關條例不知情。

實情是怎樣的呢？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因工及在僱用期間遭遇意外而致受傷，或患上所指定的職業病，僱主有責任支付補償。然而，《僱員補償條例》指定的職業病，僅限於由物理因素（如因重複動作引致手或前臂痙攣）、生物因素（如炭疽）或化學因素（如氮氧化物中毒）所致的死亡，並沒有包括猝死或工時過長。

負責研究的社會工作學系行政系主任區榮光博士坦言：「政府、資方全都知道，只是員工不知情，所以我們要教育員工，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權利。」而一同參與研究的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崔志暉博士說：「『過勞死』還未推行，因為太難證明了。當事人有心臟病是因為隱性、遺傳、還是生活習慣？醫生只能判斷他是心臟病而死，但難以推論是否工作所致。」

日台均有政策　唯獨香港懸而未決

日本與台灣的「過勞死」問題同樣嚴重，但兩地政府均能立法限制加班時數以及訂下「過勞」的定義。在日本，員工每周超時工作逾40小時即屬「過勞」；據台灣勞動部文件指，患有腦心血管疾病的勞工若長期睡眠不足，將增加過勞促發疾病的風險，而工作是否引發腦心血管疾病的原因，須整體評估個案是否有歷經異常的事件、短期工作負荷過重或長期工作負荷過重等，並由專科醫生判斷工作與疾病發生的關係。

既然台灣能夠設立一套機制證明工作與死亡的關係，香港不能效法嗎？區榮光搖搖頭說：「香港由殖民地年代至今，都是十分依賴商業的社會。政府的姿態就是不希望干預。」

可撥出稅收成勞保基金

張建宗去年於立法會表示，政府將成立研究小組正視問題；但由定義到立法，當中要面對重重關卡，相信打工仔在短時間內仍未能得到任何保障。除了立法，將「過勞死」納入工傷牽涉到大額索償費用，政府與資方如何跟保險公司商議，也是關鍵的問題。現時僱主所購買的勞保是按工作的風險評估而定價，保險公司會按過往的索償紀錄、工作意外率等因素釐定保費；可是，現時「過勞死」的工種已非限於勞動階層，工種看似低風險的白領或專業人士也是「過勞死」的高危一族，可見現行的保險不足以保障因工時過長而猝死的員工。

此外，將「過勞死」加入工傷意味僱主需增加保費開支，這會否令立法更舉步為艱呢？區榮光與崔志暉所撰寫的報告則建議，政府可從現行商業登記費或利得稅中扣除僱員的保費，避免增加僱主的經濟壓力，也能從稅務收益撥出一定的百分比成立基金，為自僱人士、承判商及商人提供補償。可是，回到問題根本，崔志暉認為首先要定義「過勞死」，繼而保費、醫學證明才能夠有充分基礎討論下去。「這需要政府、資方及保險界共同商議，首要是訂明甚麼是『過勞死』。若然這個基礎都沒有的話，資方及保險公司需要投入的成本，亦難以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