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馬山荒村】芽菜坑村個名點嚟？　老村民：為慳錢用玻璃樽起屋

廢墟近年成為熱話，你有沒有想過，在鬧市的斜坡裏，就隱藏着一個個荒廢的村落？在寶馬山上，便有着廢棄的芽菜坑村。早前記者找來廢墟達人劉李林和當年的村民羅啟義一同尋訪木屋區故事。
攝影：陳嘉元

千人的木屋區 五湖四海齊聚銅鑼灣搵食

在高級超市與私人樓宇後面的山坡，原來就是荒廢了的芽菜坑村；而那些樓宇所在之地，從前也是村落的一部份，羅啟義在約1960至1965年便居住在此，這裏可謂見證了銅鑼灣區的發展。他是少數登過珠峰的港人之一，自言喜歡登山緣於小時通山跑。

從馬路邊山坡的樓梯往上走十多步，就已進入一片樹林，殘餘的牆壁，洗滌用的膠盤、舊式電視機等隨處可見，彷彿回到上一個世紀。

當年這裏並沒有樹，整片山都是木屋，「你不會想像到的，那時一間間建到好密好逼的。」羅先生說每隔一段路就住了10多戶人，「可能都有1000多人。」1940至50年代，內地大量難民湧至香港，芽菜坑村開始形成。羅先生爸爸在40年代中日戰爭時來港，先住在天台屋，再在1960年代遷至租金更便宜的木區屋，一家6口租一張碌架床。

工廠的勞動力來源

每逢十月，路口一間豆腐工廠都會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村民也有部份會有一兩枝旗，但政治氣氛沒傳說中熱烈，左右兩派之間並沒什麼衝突。羅先生說山上什麼人都有：「潮洲、四邑、新會……」大家都只是被已發展的銅鑼灣吸引來工作的平民。

羅爸爸當年就在山下做電車售票員，偶爾帶當時還年幼的羅先生到皇都戲院那邊喝茶。其他村民則做地盤，另一村民阿玉說許多人做工廠，「電子廠、製衣廠、糖廠，好多工廠的。」現年50多歲的她說。「那時人人自力更新，不是攤大手板等救濟，沒人會看低你的。」這些村民正為市區提供了勞動力。此外原來港島有些寮屋其實是工廠、菜地、禽蓄養殖場等，共佔35%，芽菜坑村也有許多人養豬——寮屋原來既提供勞動力，又有生產力。

別墅旁的木區屋

雖說都是為兩餐，但村民之間並沒自掃門前雪，「有晚有人發現有賊，全村人都醒了，全部跑去路口守住。」羅先生說。當年有不少吸毒者在山上的洞穴居住，有次有個偷了火水燈，村民趕緊去攔截，拿回燈就放他走——吸毒者也是村的一份子，沒損失就由他。更有婆婆給偷渡者吃食水、麵包，指路讓他去找親戚。

當時政府視寮屋為違法建築，不建公共設施，只提供街喉。「有人說因為以前有人在這裏洗芽菜，所以叫芽菜坑村，但這哪裏有（水）坑？聽說說的其實是大坑。」羅先生說。到1970年代，政府始正視問題，開始建設配水庫。訪問當日劉李林帶我們從山頂往下走，就經過了配水庫的遺跡。

在此前，村民都要到山腳天后廟道的水泵房擔水，阿玉說有專門幫人擔水的工作，讓其他人可以下山去上班。當時芽菜坑村旁邊還有個馬山村，再旁邊是虎豹別墅，劉李林說當年不少人專程去拍別墅，不小心把背後馬山村上擔水的人也拍下來，剛好見證了那年代的貧富懸殊。

窮人恩物：玻璃樽

在山上的木區屋，颱風來也不會儲到水，斜坡幾成瀑布。羅先生忘了當年是不是「溫黛」（颱風）吹到，「嘩，屋頂全飛走了。」羅先生說。「再砌過囉，拿塊木板，鋪張瀝青紙，就可以隔水。」當年每家常備鐵鏟等工具，隨時修屋。

「住木屋區其實是在荒山生活。」羅先生說。阿玉指山上很多蛇，但村內有名蛇王，常常抓蛇去吃。羅先生說一到冬天，就要在門口灑些水，「要不冷天乾燥，一吹風就很多塵。」風大又會吹開大門，「我爸爸會找條繩，綁住個玻璃樽，玻璃樽重嘛，開門時玻璃樽便提上去，有重量掉下來就關門，不過常常跌爛玻璃樽。」羅先生笑笑。訪問當日還見到有牆壁是用玻璃樽和石屎砌成的，看來就像藝術品。但這其實充滿實際考量。劉李林說：「慳錢嘛，加些玻璃樽就不用那麼多水泥。」

後來羅先生一家繼續用民間智慧，在山腰搭了間屋開咖啡檔，住在山頂的村民晚上吃完飯，沒事做又不想走到山腳，就來聊天。

粗生的野孩子長大登上珠峰

有次羅先生跑下山邊買零食，「仆一聲，嘩，撞穿頭，成身血，旁邊有戶人捉了我過去，找人叫我家人。」他說。「那時哪裏有什麼醫院，東區醫院是90年代才有的。」結果他爸爸買了盤尼西林給他塗，竟然慢慢康復了。「以前的人好粗生的。」羅先生笑笑說。

這種天生天養，讓他後來成為了少數登上過珠峰的港人。「小時候習慣了活動，對周圍很好奇，咦哪裏沒去過就想去看看，慢慢喜歡上爬山。」他更說：「經歷過貧窮，自己對物質沒什麼追求，有少少東西已經好滿足。」現在他從事金融行業，日後退休後或移民台灣，財產將放手給兒子。

昔日政策：先建屋後拆遷

在約1965年，政府打算發展芽菜坑村近山腳位置，與今天不同，當年是先建徙置區再拆村。當時村民有的很開心，但也有人不想搬，「當時人工一個月才100多元，搬去徙置區好像要10多元月租，還有水電費。」不過後來村民還是就範了，被遷至柴灣徙置區。搬遷那天，一戶戶人搬着木櫃、電視等，一長串地走下山，身後的荒野，轉眼成為了馬路和私人樓宇。

至於山腰以上的芽菜坑村，則一直到1990年代才隨着木區屋被進一步清拆而廢棄，那個曾滿足了無數難民基本需求、滿足市區勞動力的荒山，與村民的求生史，就這樣一併隱藏在山林之中。羅先生說小時有點不捨，但現在那只是一個回憶。其實除了是回憶，這些木屋，也默默地影響了他和許多香港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