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塊衛生巾被父斥:畜生!母女斷交27年 返校慘遭脫褲、掌摑欺凌
去年年底,吳麗婷(化名)終於和自己一度接近「斷親」的母親和解了。矛盾的原點,不在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些世俗意義的大事,而在月經這個再正常不過的女性生理現象上。生理教育的缺乏、校園的霸凌、母親的沉默和不作為……「月經羞恥」這四個字,伴隨了曉慧20多年,同時也讓她和母親之間,產生了難以逾越的隔閡。
慶幸的是,麗婷對母親的「恨意」,隨着她來深圳工作、組建家庭並生下女兒,迎來了轉機。這對出生小鎮的母女,終於分別在41歲和63歲,打破了因「月經羞恥」造成的長達27年的僵局,達成了和解。
以下,是吳麗婷的自述。
壹 噩夢和隔閡的開端
月經對於女性來説,是身體成熟的標誌,但對於我來説,卻是青春期噩夢的開始。14歲那年,我在上課時突然感覺到下體有點濕濕的,身體不對勁。下課鈴聲響起後,我打算去廁所看看,起身後猛然發現板凳上有血跡。當下腦子一片空白,當年我們那個十八線小縣城,根本沒有生理衞生課,也沒人為女孩子提前科普月經是什麼。
男性班主任聞訊趕來,點名讓我跟他走。在那個炎熱的夏天裏,在全班同學的注視下,我起立,面紅耳赤地走出了教室,褲子上是一抹散發着血腥味的殷紅,沒有一個人幫助甚至提醒我進行遮擋。這是我第一次月經,也是我第一次對月經產生厭惡。
就這樣,我帶着一褲子的血跡,一路受着指指點點,哭着回了家。然而,母親在外忙農活,並不在。起初,我以為只是哪裏破了流血,嘗試用紙巾擦了好幾遍,卻依然不見好轉。面對空無一人的家,驚慌、迷茫、恐懼奔湧而來。沒想到的是,更讓人絕望的時刻,還在後頭。
晚上吃飯時,我本想問清楚爸媽這是怎麼回事,結果「今天我褲子上很多血」這句話剛説出口,父親一句「畜生,你説什麼東西?」,母親一句「你還知不知道廉恥」,讓我徹底閉上了嘴。晚飯後,母親從鄰居姐姐那裏借來了一片衞生巾,扔給了我後就像「見鬼了似的」跑了,沒有一句説明,更沒有一句安慰的話語。後來,還是鄰居姐姐告訴我,「你是來『那個』了」。在鄰居姐姐紅透的臉上,我才懂了這就是從小母親説的「那幾天」。
那片衞生巾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包裝很簡陋,表面很粗糙,看起來不太乾淨,也沒有「護翼(防止衞生巾移動)」,可以説,這只是一片帶膠的「紗布」。但在1997年的縣城裏,這種3.9元(人民幣,下同)5片的衞生巾已經是奢侈品了。
説來也好笑,直到到深圳工作後,一位女同事帶我去逛超市,我才第一次知道,衞生巾是乾淨衞生厚實的,衞生巾原來還有那麼多牌子,而且是可以陳列在貨架上,而不是包裹在桌底麻袋裏的。當年讀書的時候,我們也會把衞生巾「藏」在宿舍最角落的櫃子抽屜裏,「藏」在黑色塑料袋裏,還有各種各樣的口袋、袖子裏。
第一次來月經的恐慌還沒消退,第二天再去學校時我就被同學視作了「異類」,隨之而來的還有長達一年的霸凌。這其中,還包括一些女同學。他們會在我的椅子上塗紅色的東西,把我買的散裝衞生巾扔在我的水杯裏。男生會故意扯我的「小背心」帶子,偶爾路過會揪我的頭髮,還附上一句「喲今天沒『發病』啊?」。女生開始抱團孤立我,彷彿我身上有什麼髒東西似的,甚至會有惡劣的女同學隔三岔五把我堵在廁所裏,扇我耳光、脱我褲子、用洗拖把水澆在我身上。
那段時間,即便我再也沒有在學校弄髒過褲子,即便我小心翼翼藏得很好沒被任何人發現,我還是覺得來月經是件無比丟臉的事情。在霸凌和學業的雙重壓力下,我嘗試跟母親哭訴過,但母親的沉默,讓我沒有了反抗的勇氣,彷彿來月經就是女生該有的恥辱。每次提起,母親表現出的嫌棄,也讓我對母親的「恨」,開始滋生萌芽。隨着年歲的增長,我和家,尤其是母親的關係愈發疏離,更準確地説,應該是主動漠視和逃離。
高中寄宿時,哪怕寒暑假我都寧願去打臨工兼職。偶爾母親來信告訴我家裏情況,我也會當作沒有收到。後來到深圳打工後,我逐漸接觸到了更多生理知識,明白了來月經並不「羞恥」,但與此同時,我也開始越來越「恨」母親當年的沉默和不作為。
我會假裝沒錢,不給家裏匯款。甚至在我結婚之前,都沒有帶丈夫回去見過家長。記得有一年,母親有一年在田裏摔了一跤,妹妹打來電話,讓我回去看看,我直接拒絕了,「不就是摔跤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後來才知道母親摔斷了腿,在家裏躺了一個月,但我依然沒有回去看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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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自己淋過雨,想為女兒撐起傘
前幾年得知90後會把來月經稱作「姨媽」、「來M」、「親戚」,但我們那個年代通常更隱晦一些,「那個」、「身體不舒服」才是月經的代名詞。即便結了婚,我也羞於直接跟丈夫説自己來月經了,還是説着「我身體不舒服」。甚至家裏的衞生巾用完了,我寧願在內褲上墊幾張紙巾匆匆趕去樓下便利店,也不敢開口讓丈夫去買。可以説,剛結婚的時候,哪怕只是讓他幫我遞一片衞生巾,我都會覺得極其難堪。
其實還在談戀愛時,丈夫就覺察到了我對月經這件事的敏感程度超乎尋常,但他並沒有多問,只是默默地給予了我足夠的寬容和關心。慢慢地,我也就卸下了一些戒備,結婚前,我主動地和他説了原委,也講了青春期的經歷。婚後,丈夫見我的「羞恥」不減,還曾和我説:「不就是來月經嗎,身邊的女性都會來月經,你並不怪異。我們是最親密的人,月經是可以跟我説的,我也並不介意那些沒用過的、用完的衞生巾。」我一直都覺得遇到丈夫是我的幸運,是他把我從泥沼裏一點點地拉出來,但促成我和月經羞恥以及母親和解的,是我的女兒。
2010年,我們的女兒出生了,她很粘人,3歲前,我上廁所都要蹲在門口守着那種。有一次經期,女兒因為好奇探了個頭,還沒來得及阻止,她就大喊:「媽媽你怎麼流血了?爸爸你快來媽媽流血了!」,當時,我大驚失色,同時也頓覺無地自容。但這一刻,我竟然有些許理解了當年的母親,明白了在月經羞恥陪伴了一輩子的心理狀態下,還要去講述關於月經種種的一切,有多麼地難以啓齒。
女兒5歲的時候,父親因病離世,大學剛畢業的妹妹去了北京打工,無力接母親過去照顧,即便再不情願,只能由我來承擔這份責任。説來也巧,去接母親的那天,我剛好在經期。我開始下意識地悄悄地檢查褲子上有沒有漏出來的血跡、包裏的衞生巾有沒有用小包裝好。其實,在這之前,一些潛意識裏的行為,在丈夫關愛下,早已修正了不少。最明顯的改變是,結婚6年來,家裏的衞生巾被從壓箱底的黑色塑料袋裏拿了出來,直接擺在了洗手間觸手可及的地方。
只是努力擺脱的「月經羞恥」,在母親到來的那一刻起,再次朝我席捲而來,並以幾何倍增大。母親到的第一週,洗手間的衞生巾又回到了房間衣櫃的抽屜底層,去買衞生巾的時候,又讓店員為其套上了黑色的塑料袋。母親到的第一個月,我跟丈夫沒有了性生活,「我來月經了」又變回了「我身體不舒服」。
母親在深圳生活的第一年,我家的飯桌上又開始不能討論生理問題,連女兒問「媽媽,我是怎麼生出來的」,我和丈夫也不能科普,否則我的母親會説:怎麼教育的,什麼話都跟小孩子説,你們還要臉嗎?她把我扔在洗手間垃圾簍裏,那些使用過的衞生巾比作「麪包」,因為用完的衞生巾捲起來後,就很像蛋糕卷。如果我忘記「藏」到普通紙巾的底下,她會很大聲地在廁所喊:「麗婷,説你半輩子了,你的『麪包』用完要藏到最底下。」
一直到女兒7歲,事情才迎來了真正的轉機。隨着接受新聞的渠道變多,小孩遭猥褻的社會新聞出現得愈發頻繁,我也不得不面對女兒逐漸成長的身體、對兩性愈發的好奇、和邁向生理成熟的心理變化。我和丈夫共同決定,在女兒小學入學前,要更認真和系統地普及一些生理知識。丈夫突發奇想提議:「與其一輩子和母親互相不理解,倒不如也趁此機會,讓她一起參與外孫女的生理教育,也許會有改變呢?」
因為自己經歷過月經羞恥、經歷過第一次來月經的慌張、經歷過不被理解的絕望,我答應了,卻也犯了難。生在90年代的我,即便已經成家,但依然沒有上過系統的生理教育課。與兩性相關的知識,都是靠日常的經驗一點一點得到的,現在要給女兒「上課」,我不知道尺度該如何把握,更不知道該從何入手。更難的是,在封建思想下活了一輩子的母親,到底能不能接受這樣直白的生理教育,我與她之間的隔閡,會不會也因此越來越大。除了做好了「道阻且長」的準備,我也做好了和母親不歡而散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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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聽到母親的「對不起」,我哭了
當我告知母親,我得為女兒做好生理教育,不希望她在「月經羞恥」裏成長,不希望她遭受霸凌,或者被猥褻了也不敢跟父母説。母親毫不在意地説:「我們那代人都這麼過來的,這本來就羞恥,再説了,你現在不也過得挺好。」深知反駁無用,我只能告訴她:「我能走出陰影,是時代進步的必然,也離不開老公的鼓勵和支持。衞生巾沒被引進時,你們也把月經帶晾曬在大院裏,當時怎麼不會覺得丟人呢?而我只是經歷了正常的成長,跟你們提起時,卻被罵不知廉恥,讓我每一次來月經就覺得抬不起頭做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兒經歷這樣奇怪的教育。」
萬事開頭難,我決定從一些小事做起。我開始在衞生巾的垃圾簍上,專門貼上「衞生巾簍」的標籤。在洗手間的收納櫃的第一層,也增加了一個標籤,寫着「衞生巾」。剛貼上時,母親看到這些大剌剌的字眼,都不太敢直視。「小河説他外婆告訴他是從垃圾堆裏撿回來的,難道我也是嗎?」女兒再次在飯桌上問自己是怎麼出生時,我和孩子她爸會不顧母親的埋怨,開始以科學的方式講解,尊重和滿足她對兩性之間一切的好奇心。
每逢家裏一起去超市購物,我們把衞生巾列成了和食物、藥品、衞生紙一列的生活必需品。我和丈夫會蹲在貨架前,給女兒講不同牌子、不同尺寸的區別,讓女兒自己像選喜歡的玩具一樣挑選,從貨架上拿下來遞給外婆。在店員提出要拿黑色塑料袋包裝時,還會和女兒一起大聲地説不用,告知她這只是一件普通地生活用品而已。
拆開衞生巾,教女兒怎麼使用這件事,以「我要做家務,丈夫要加班沒有時間,麻煩您教一下」為藉口,交給了母親。母親紅着耳尖以極快的速度操作了一遍,結果女兒説了一句「外婆慢點沒搞懂呢」,母親不得不又慢慢地來了一遍。關於月經等生理健康知識,丈夫找來了不少兒童科普視頻,我們會專門挑母親也在時和女兒一起觀看。 剛開始,母親會直接走回房間,後來逐漸地也參與了進來,並一起討論。
隨着時間的推移,種種小事的影響,母親逐漸接受了月經是可以拿出來被討論的,也是可以正視的。但我與母親在「拒絕月經羞恥」上真正達成了一致,是因為「月經貧困」。(注:月經貧困,是指女性因為經濟上負擔不起或者認知上受落後觀念影響,從而無法在經期得到足夠的衞生用品。)
女兒上初中後,學校會有生理課,有一天她回家問我:「媽媽,原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上我們家這種衞生巾的嗎?」我突然想起了2015年回老家縣城時的一個發現——20多元100片的散裝衞生巾,依然是「小鎮姑娘」們的主流選擇。當時的我,已經可以自由選擇各種進口牌子的衞生巾了。我和女兒一起查閲了相關資料,有一篇報道提到,一位女性一生大概有2500多天的生理期,大約需要10000片衞生巾,如果是品牌衞生巾,以每個月30元計算,總共需要13500元。在深圳,這筆錢也許只相當於白領一個月的收入,但中國至少有400萬女性,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字,被困在「月經貧困」裏。
我知道母親有加入一個援助組織,我們經常會將家裏穿不上的舊衣服、舊鞋子寄去給山區小孩。於是我向母親提議,為山區的小孩子捐一批品牌衞生巾,哪怕只有一箱也好,希望她們可以正視自己的生理需求。
原以為母親會拒絕,以為她即便觀念有所被同化,依然會覺得捐獻衞生巾這種個人品物很有違綱常,沒想到母親卻説:「我可以出一半的錢,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這幾年才明白,講述生理、月經知識的重要性,看到外孫女自信健康地成長,沒有青春陰影,是美好的。是媽媽以前沒了解你的需求,對不起你。」
那天,我哭了,我哭着説了一句「沒關係」。後來我回想那一幕,才意識到自己竟然沒有委屈地嚎啕大哭。我想,也許我早就在和丈夫、母親一起對女兒進行生理教育的過程中,同月經羞恥和解了,一併消解的,還有我對母親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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