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唐宋之後沒有大耗民力的暴君？
翻閱中史教科書，我們聽到濫用民力的暴君，如秦始皇和隋煬帝，動輒用幾十萬民力開山劈河，南征北伐，但唐宋以後，鮮有聽到如此大耗民力的暴君，即是昏君輩出的明代嘉靖和萬曆等，只聞宦官亂政，實行恐怖統治，而未聞濫用民力。為解答上述現象，這次筆者想從一個深入淺出角度，讓大家把握戶籍和稅制如何影響中國歷史。
賦、稅、役概念
要知道我們習慣使用電子貨幣和信用貨幣的現代人，在古代由於可以用來交易的金屬供應有限，因此很多時交易，甚或交稅都是實物為主，而甚少使用貨幣。（「銀紙」這東西要到宋代印刷普及以後才有。）
教科書常談及古人要交賦稅、服役，其實大多是實物稅一種。個別朝代如戰國或漢代，因政局許可或金屬供應尚可，會有部份的金屬貨幣如五銖錢流通，但只佔交易少數。在古代，賦稅本來是兩件事，賦/調大約指上繳政府土產實物、租/稅指上繳政府農產品，役即很清楚的是指人民付出自身勞力的「力役」。在古代，一個人要交幾種不同形態的賦稅，十分不便。
我們現代社會，政府透過稅收僱用公務員，負擔了很多職能如公共工程、地方治安衛生等。但在古代，尤其儒家主張政府要厚民財而要收低稅率，（唐以前）歷朝政府長時間都是處於低收入狀態，很多現代政府會僱人做的工作，政府會透過力役編排，再透過地方戶籍組織，如秦漢里甲、北魏三長等，編排人民負責地方維修治安，或為中央修建公共防務、出兵打仗。因此，在唐代以前以力役為其中一種每個成年男子均須服役的一種稅制，長期成為政府主要收入，而我們經常會聽到暴君濫用民力，多發生唐以前，即是這原因。
人頭稅概念
根據文獻，商朝是一個仍有限定期遷徒的政權。真正出現定居農業政權，自周代開始。先秦文獻有「料民」等詞，即指政府透過人口普查，統計人口，編制戶籍。秦漢時代的占民，到唐代時期配合均田制的戶籍制度，都反映政權穩定時，政府都會編制戶籍統計編戶齊民，以便計口授田、徵發士兵或安排力役、徵收賦稅。魏晉時期，政局動盪，皇室會與大族爭奪人口，史書出現「詭戶」等字眼，即指出人民為了逃避政府較重賦役，而甘願做地方大族奴婢。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口多寡涉及生產力大小，因此統治者極關心編訂戶籍。可是，編戶籍是一件十分考政府能力的工作。現今香港，科技發達，人口普查也只能五年一小計，十年一大計。秦漢時期，勉強每年整理戶籍，唐代已經要三年一次，明清人口再上升，政府只能十年一造戶籍。
力役加人頭稅百上加斤
唐代以前，政府會據戶籍徵收人頭稅，不同朝代徵稅方法略有不同，有時徵貨幣有時徵實物。但大抵由小童計算入戶籍開始便需交一定貨幣（如漢代口賦），成年男子除了不論貧富要交一定金額人頭稅外，還要服力役。要知道力役是一件很麻煩和欠標準的稅制。舉例說，一個務農男子，不能根據自己農田的人力需求，而要受政府強制徵調參與其他力役，荒廢本田業務。而部份力役，要服役者自備物資（府兵便是其中一種），可能某甲服役，只需為衙門上漆，而某乙服役時，可能要招待隔縣來訪的官員交通飲食，後者對當時一般農民可能是極大負擔。遇著統治者不恤民力濫用徵發，人民更疲於奔命。
因此，在唐以前還流行人頭稅和力役的年代，這些稅制負擔可能會造成地方人口逃亡，或捕殺新生嬰兒的殘忍現象（古人叫「溺嬰」、「不舉子」）。
清以後終止徵收人頭稅
唐代安史之亂後，人口急速流動，戶籍敗壞，政府唯有改收兩稅法，一年兩季徵收以每戶財產計算的「戶稅」和「地稅」。由於一戶資產，最難隱匿的是土地，因此地稅角色在政府的收入日益重要。明初一度復行里甲制、限制人口流動，但戶籍更新追不上人口增長。拜全球白銀供應量上升，明代萬曆年間，張居正行「一條鞭法」，將力役以銀價估算，折合土地大小，統一以白銀交稅，開始使無地農民免役免稅，而有地的富戶只交一筆折合地稅和力役的白銀，由政府用銀僱人服役。
到清代，康熙五十一年表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完成「攤丁入畝」，將康熙五十一年計算全國人口的人頭稅折入全國土地稅，正式廢除人頭稅（丁稅）。其實晚明到清初，人口增長及四處流動，地方官已很難準確上報地區人口，很多縣誌在戶、丁、口等數沒有統一記錄，或有丁無口等，亦有同一地五十年來人口幾乎無變的記錄，清代戶籍多數以「丁」(交稅人口)作單位而不以「口」（實質人口）為記錄單位，地方戶籍只求給民戶清楚他由政府預估後要交的「丁稅」，而不理會這戶實際人口。
廢除人頭稅後，清朝人口由康熙晚年八、九千萬，到乾隆晚年激增至四億。廢除人頭稅鬆縛了人民負擔，人民不用匿藏或殺子，亦容許人口有較大的自由流動。
總括而言，唐代開始稅制上嘗試減輕對人頭的束縛，而以資產和土地計稅。但整個發展十分漫長及反覆曲折，要到清代「攤丁入畝」，中國在戶籍和稅制上才放棄對人丁的人身束縛（當然，晚清政府仍用其他理由剝削人民服役，但在制度上已正式放棄人頭稅）。當然，由實物稅（力役、糧食）轉變為貨幣稅（白銀）又衍生另一些問題，有機會再向各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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