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侶平權案．二｜社會現實與法庭判決的距離有多遠？

倘若單看終審法院的判決，會以為香港是一個在性小眾平權方面走得很前衛的地區：同性伴侶理應有權繼承遺產、申請公營房屋、承認法定身份；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回到現實社會時，卻看到法律判決與社會現實之間仍然存在不少距離。

「同性伴侶平權案」深度報道三之二

共融價值缺乏清晰思路

聯合國轄下委員會不時關注香港防止性傾向歧視的工作，而特區政府回應有關質疑時往往表示，一直致力透過多種渠道推廣共融、互相尊重和不歧視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信息。不過，要推廣怎樣的價值觀念才能促進共融，政府似乎並沒有清晰的思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設的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每年都會撥款資助一些社區活動項目，旨在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但翻查近年來獲資助計劃的名單，就會發現受資助項目對性小眾的態度南轅北轍，甚至是矛盾對立的。例如，多次獲得資助的「明光社」，自詡向來提倡關注「同運霸權」和「性別混亂」的「社會歪風」，甚至認為不贊成同性權益人士才是被歧視對象。

此外，倡導同性戀人士扭轉自己的性傾向，似乎也被視為「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的一種。例如。主張「從同性戀中回轉及改變」的「新造的人協會有限公司」、「香港心性教育協會有限公司」和「後同盟」同樣多次獲得資助，其中「新造的人協會」更因疑似提供「拗直治療」而長期備受爭議。「拗直治療」又稱「迴轉治療」，指通過心理或靈性介入以改變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儘管「新造的人協會」在網頁聲明自己的工作不是「扭轉性傾向」，但又強調同性性傾向人士可以選擇不進行同性戀行為，試圖引導他們「離開同性戀生活」成為「後同」。根據多間傳媒對接受過該機構服務個案的報道，輔導人員會讓他們尋找自己後天成為同性戀的原因——從心理分析來看，此舉明顯是將對同性的感情視為「性沉溺」並加以壓抑，結果反而會導致他們產生嚴重的抑鬱和焦慮。

「拗直治療」在港仍然活躍

關心性小眾的非牟利團體「真光社」連同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陳俊豪，於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期間訪問性小眾人士，發現超過兩成受訪者曾經嘗試改變性向，當中半數人更在18歲前就有過第一次「拗直」嘗試。這些「治療」有過半是通過宗教方法，如祈禱、禁食、驅鬼，其次則是壓抑性別氣質，如刻意改變聲線。這些試圖改變性向的受訪者中，有逾八成出現自殺念頭，另有近四成的抑鬱水平達到臨床水平。香港心理學會則於2023年發佈立場書，指出不同性取向及性別認同並非疾病，又公開抨擊「拗直治療」，因為有關療法未經科學證明有效，而且已被證明具有潛在危害。

不過，關注團體的問卷調查和心理學會的立場書，都無法構成任何推進性小眾權益法律改革的壓力。目前，瑞士、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家已經全面禁止拗直治療，印度、以色列和英國等國家近年也開始推進相關立法工作。然而，在同性伴侶關係合法化的討論已經擺上檯面的香港，「拗直治療」卻依然合法地活躍着，可見港府觀念和作風有多落後。

港府的態度，變相壓抑關注性小眾權益組織的發展，常常導致相關推廣活動陷入困境。2023年7月22日，香港電台性小眾節目《自己人》宣布停播——該節目自2006年啟播，是香港首個多元性向文化電台節目；節目開播前一年，政府有意再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並且就此進行民意調查，結果引發維護家庭聯盟大舉聯署反對，收集合共9,800個個人和374個團體簽名，在報章刊登四版廣告，表明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捍衛一夫一妻、反對同性婚姻等立場。而自2008年起的香港同志遊行，於2019年首次被取消遊行，至2020年再被取消遊行和集會，如今已經萎縮成為在商場舉辦的「彩虹市集」。

當性傾向也會觸發國安風險

即使是一些獲得法定認可舉辦的活動，也面臨諸多尷尬。香港去年11月3日至11日舉行第11屆「同樂運動會」（GGHK2023）——這是一項國際同志盛事，旨在發揚包容和參與的精神，並以「在多元中團結」（Unity in Diversity）作為主題，預計能夠吸引全球超過1.2萬人參加，並為香港帶來10億港元的經濟收益。不過，有立法會議員以「必須考慮國家安全」為由激烈反對舉辦有關活動，又高舉「顛覆傳統家庭價值觀」旗號發起反對同樂運動會的聯署。運動會的參與人數難免減少，最終在諸多壓力和陰影之下閉幕。

事件持續引發「國際化」的隱憂。有聲音認為，「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理應保持多元、包容、開放，容許不同性向人士享有平等待遇；也有聲音認定，一些國際同性權益運動已被高度政治化、存在較高國安風險，香港理應堵塞有關缺口。

不過，特區政府仍然模稜兩可——無論是由2011年至2018年為海外同性伴侶申請受養人簽證的QT案，還是由2018年至2023年為海外同性婚權爭取法定承認的岑子杰案，勝訴一方往往強調有關判決對於招攬國際人才的作用。然而，這多少有些顛倒因果，因為一座城市的「國際化」與否，並不是取決於該城市是否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能否舉辦同樂運動會，而是該城市本身就能夠包容不同國籍、種族、性別、性取向人士的共存，並會因而不斷推進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改革，從而創造一套更能維護和體現多元文化的制度。

政府未有帶領社會積極討論

如何帶領社會凝聚共融價值，明明是特區政府不能迴避的挑戰，偏偏卻又看不到當局積積極面對。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自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於2018年就特區政府拒絕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提出司法覆核，至2023年9月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分勝訴，指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案件值得社會討論，但港府相當低調；而岑子杰本身也是「民主派初選47人案」的被告之一，至今仍因「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還柙，無法作出回應，傳媒只好採訪其他持分者。

婚姻平權協會活動經理梁苡珊接受《香港01》採訪時提到，原本以為岑子杰案沒有太多傳媒關注，不料召開記者會時竟然吸引30位記者和攝影師到場，會後更獲海外媒體邀請採訪。儘管如此，參與討論的持份者仍然相當有限。有過半數報道集中在庭審交鋒和判決結果，而其他則涉及觀點和分析的報道，除了引述「婚姻平權協會」及其法律顧問大律師馬亞山之外，就只有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孫耀東，以及「反同」立場明顯的「明光社」。梁苡珊認為，這是因為香港關注該類議題的組織比較少，而且政府未有回應後續行動，估計大家可能想等到有實際法律改革舉措時再發表評論。

「我們絕對希望聽到更多不同聲音。」梁苡珊說道，「不管是反對還是支持，我們都想知道大家如何看待這個議題？思考的框架是怎樣的？所在意的問題優先次序又是怎樣的？對於持反對態度的朋友，我們同樣希望了解他們在擔心什麼？」她表示，目前大多數人只是表態，而這種表態在華人社會實屬不易，因為香港人往往擔心個人言論引起他人不適，或者導致關係不和諧，所以選擇少說一點，但這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商界有助推動性別平權

不過，梁苡珊說社會已有不少進步，商界願意主動投放更多資源推動性別平權、同志平權（LGBT），網民看到不公或誤導的新聞和評論也會積極發聲，同時媒體也開始報道更多相對中立、客觀、理性的聲音，可見社會的性別友善程度正在慢慢改善。但她也提醒，社會仍有很大進步空間，例如去年的鑽石山荷李活廣場殺人案，不少討論集中於兩名本身是女同性戀人的受害死者，甚至抽絲剝繭地報道她們的感情生活和成長背景。

要推動社會觀念進步，梁苡珊強調商界態度的重要性。一方面，香港是商業氛圍濃郁的社會，商界影響力往往更有份量；另一方面，商界有非常實際的需要。很多海外員工來香港工作時，會擔心陪同來港的同性伴侶面臨不被認可的尷尬處境，或擔心自己的同志身份可能遭受職場不公待遇。她曾獲企業邀請為員工進行性別平權培訓，深深感受到前線員工樂於學習如何與性小眾人士交流，可見商界在性別平權方面的角色和作用。

在岑子杰案中，終審法院裁定港府有義務為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設立替代制度；梁苡珊相信，當局一定會執行法庭命令：「我們不會擔心政府不會作出行動，而是關注政府會怎樣做。這就要等政府出台聲明，甚至有我們最期望的立法時間表，我們才能夠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