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之苦 · 下｜從公共空間到城市想像　香港連小販都容不下嗎？

「小商販的存在，關乎我們想在什麼樣的城市裡居住。是充滿了星巴克和豪華大廈的城市？還是允許一些由個人企業家和移民者組成的街頭商販存在的城市？」紐約非政府組織「街頭商販工程」的領導者希恩這樣解釋「小販」的意義，而這同樣是香港需要回答的問題：我們的城市究竟容不容得下小販的生存？城市規劃需不需要考慮在街頭販賣的群體？小販能夠為我們的在地文化注入怎樣的活力？小時候曾經幫着母親做過小販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感慨，小販式微，香港少了一種人情味，什麼都講錢錢錢，變成一座只有繁榮沒有靈魂的城市：「我希望香港是繁榮的香港，但繁榮不只是經濟繁榮、金融領域繁榮，繁榮是要從街道上開始。」

「小販之苦」專題報道下集

35歲以下小販只有一個

小販曾是香港街頭文化中極富人文色彩的風景。然而，自1970年代起，港英政府把不少街頭小販遷移到劃定區域或公眾街市，又停牌新的小販牌照，並對已發牌照的繼承和轉讓設制，使得持牌小販人數不斷下降。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延續港英思路，在2003年至2009年間推行「自願交回牌照計劃」，進一步減少流動小販數量。儘管及後經過檢討，港府又於2009年至2012年間重新簽發近300個流動和固定小販牌照，但無法挽回跌勢。

從1974年至今年3月，持牌小販人數由約5萬個，減少至5,495個。牌照少了，必須透過「繼承」或申請助手牌照才能入行的新人就更稀缺，所以持牌者普遍上了年紀。根據立法會文件，截至2018年底，逾八成流動小販年屆65歲及以上，只有1人是35歲以下；截止今年3月底，售賣炒烤栗子和煨烤蕃薯的持牌小販的年齡中位數，甚至達到79歲。

不過，相較於並不積極鼓勵整個行業發展的牌照申請制度，最令流動小販難以在夾縫中求生的，是由政府所主導營造的整個公共空間對他們的不在乎、甚至不友善。

小販智慧在夾縫中謀生

60歲的符先生，是如今僅剩的295個持牌流動小販當中的一個。這20多年來，他推着一輛專門請五金店特製的小販車，去過九龍不少地方、賣過各種產品。

小販車展開來，是一個長方形的攤位，由車身和推桿上放置的紙箱組成，分別堆滿各種款式的手鍊和錢包。車身靠近符先生站立的位置，有一個小紙盒，放置現金和零錢，方便交易時找數。車身外側的左邊有些私人用品，右邊則掛着兩束塑料袋——不要小瞧它們的妙用，不僅用來裝貨，也可以在顧客試戴手鍊時充當保護膜，以免弄損貨品。

《香港01》記者跟訪符先生當天，中午太陽曬得厲害，符先生便將擺滿銀包的紙箱收放車上，再用車尾的布蓋上貨物，防止貨物跌落，然後拉起拉桿將攤位還原成手推車的形態，推着它找到一個十字路口的轉角處——來往的路人不少，背後的店舖也沒有營業，總算不會阻礙別人行走或者做生意，而且有個棚子可以遮蔭，是擺攤的好地方。

除了本地顧客，也有內地遊客好奇駐足符先生的攤位，還有不少東南亞面孔的外傭會被平價的飾品所吸引，他便自如地切換「三語」為顧客服務。不過，他從不主動攬客或推銷，只是在車上放了分別寫着「10元」和「20元」的紙牌，為顧客免去開口問價的煩惱。不過，符先生也有難以應付的時候，就是執法人員以「阻街」為由驅逐他的時候。

誰才是令空間狹窄的元兇？

「發了牌，不就是可以擺攤？但擺攤後又經常不讓你擺，真的好矛盾！」符先生難以理解執法人員的邏輯，因為對方不但不會告知他到底怎樣「阻街」，更加不會告訴他怎樣才不算「阻街」，只是一句「收到投訴」就會要求他搬離甚或罰款。

「阻街」的背後，是「投訴」的人們默認了公共空間的使用，需要遵守他們所認同的某種規則。而小販政策的反對者便常常認為，小販為個人營利佔用了許多公共空間，使得街道變得雜亂和擁擠，影響行人的正常生活，因而需要嚴格管理或者取締。

可是，小販真的是讓空間變得狹窄的「元兇」嗎？或者說，人們對於「街道」的想像，為何會狹隘到只能夠承擔「交通」一種功能，而忽略了它所承載的文化記憶？

隨着城市化的進程深入，近幾十年裡香港的道路規劃已經成功地將「街道」改造成為「通道」，通過大量興建天橋和隧道減少道路交匯節點，提高路面的運輸能力。這種以車輛為主導的道路規劃，將行人引向隧道和天橋；而與天橋和隧道接駁的商場，便順理成章地搶佔了商場外的消費活動。關注公共空間運用的一方往往批評，這樣的城市，為了高效運轉，創造更多效益，剝奪了街道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和本該煥發的文化活力。

沒有人文情懷什麼都講錢

從空間想像到城市規劃，政府冷待小販的態度，與經濟環境息息相關。經濟下行時，會對小販的管理網開一面；經濟好轉後，又期望小販能夠隨着都市化的發展而自然淘汰。在2002年由樂施會策劃出版的《香港邊緣勞工口述》一書中，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分析道，小販作為一種非正規經濟活動，不需要繳納高昂的店舖租金，得以維持貨品價格的低廉；而政府近年的政策則是試圖將小販納入正規的經濟領域中，但變相是在迫使它們支付正規經濟中的「正常」而實際上高昂得極不合理的市值租金。

上個世紀60年代，大量內地居民因政局不穩南逃到港。由於許多人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其時的香港也沒有足夠的經濟活動可以容納勞動人口，為了謀生，不少人便開始在街頭日曬雨淋，靠着一雙手，養活全家人。這是那一代人的共性，也是基層通俗文化的底色，更是香港獅子山精神的一部分。可是，凝聚了基層勞動者的汗水和記憶之後，小漁村搖身變成國際化大都市，卻也開始在抹去那種共性、那層底色、那份精神。

「我希望香港是一個繁榮的香港，繁榮不只是經濟繁榮、金融領域繁榮，繁榮是要從街道上開始。」從小幫着母親做過小販的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江玉歡，對於今天的小販式微相當感慨。在她看來，「小販」不只是一種文化特徵，也是一種人文情懷，因為顧客和攤販之間少了由物理空間或消費主義所搭建的距離，顯得很親近——不像今天的香港，到處都很「物質化」，什麼都講錢錢錢，只是一座沒有自己特性的城市。

香港繁榮應該從街頭開始

小販的足跡貫穿了本土文化。以地道美食為例，無論是雞蛋仔、碗仔翅，還是炒栗子、烤蕃薯，不但是市民的成長味道和遊客的街頭記憶，更承載了不浪費食材的平民智慧。

與此同時，小販販售的物品，也填補了連鎖超市或大型商場難以覆蓋的縫隙。例如有着45年歷史、年初剛被政府遷拆、俗稱「棚仔」的深水埗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又稱布藝市場），曾經是價廉物美的布料集中地。小販們的貨源來自大廠商用剩的布料，所以價格低、質量高、款式稀有，十分方便街坊，也能滿足設計系學生的需要。政府自2015年決定收回「棚仔」所在用地興建居屋，多年來一直與受影響的布販商討遷出安排，一是搬遷至通州街橋底街市第1至第3座的新布販市場，二是離場補償，但如今仍有爭議。

「其實對遊客來講，他們會很記得（小販）的。」江玉歡認為，小販可以成為香港獨特的風景線，除了普惠基層百姓外，亦可以吸引遊客。香港多年來一直在推廣文化藝術，而文化需要具備多樣性，需要普惠到每一個階層的市民，而小販可以給基層市民一個類似避風港的地方，「你試下叫基層市民每天去超級市場買菜，他們不會覺得舒服。」

漠視小販文化勉強引入美食車

正如江玉歡所言，香港的小販文化曾經吸引許多外来游客的關注。根據立法會文件，由小販撐起一片天的女人街及廟街，在2016年列入本港最多旅客到訪的五大旅遊景點排行榜。而上文提到的「棚仔」，也是許多外來遊客和學者青睞的地點。

不過，港府非但沒有將小販文化作為觀光旅遊的一部分，反而將國外的「美食車」照搬到香港。2015年2月25日，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發布《財政預算案》時表示，香港不少地方適合設立露天食肆，讓旅客同時享受美食和景色，故建議推出美食車計畫。

然而，美食車的設計與小販的經營理念南轅北轍。計劃由12架美食車在6個景點營運，顯而易見，目標顧客只是遊客而非一般市民；另外，據業界估算，每輛美食車的營運成本約為60萬元，只有大企業才能夠負擔起如此高額投資，小市民根本無法藉此創業。

迫得連小販都容不下了？

無論售賣什麼產品、怎樣銷售和定價、如何決定選址，都是經由市場檢驗的結果，凝結了小販的智慧；如果將港式魚蛋、車仔面的流動攤位，直接引渡至歐美國家，想必也會「水土不服」，因為文化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發展，官方炮製的文化現象必然因為「離地」而被自然淘汰。可是，經過兩任政府的「失敗」，現屆政府似乎又再重蹈覆轍。

為刺激本地經濟和消費，特區政府推出「開心香港」活動，舉辦一系列美食市集。市集上有許多販售各類香港人熟悉的小食的攤檔，只是參與的攤主並非小販，而是企業參展商；那些小吃的價格，更不像街頭小販所販售那般低廉，不少市民都反映有些市集內的食物定價偏高，例如一個蛋撻10元，兩個雞蛋仔30元，甚至出現過80元一份的炒米粉。

也許，對於官方而言，「小販」就是那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存在，所以才會輕而易舉地剝奪這個群體在公共空間的使用和城市發展的想像。但我們仍然要問：我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它是否已經窮得只剩下錢、甚至擠迫得連小販都容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