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禍·下｜信訪部門怕麻煩不跟進　被撤店苦主：誰來聽我們說？

「為什麼信訪無用？因為你希望解決問題的人，就是一開始製造問題的人。」湖北商人汪慧生早年以770萬元人民幣接手兩間茅台酒專賣店，但在貴州茅台酒市場專項整治行動之下，被指因前法人代表涉嫌違規而被取消專營資格，持續上訪四年無果。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出「精細化治理」，為了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剛剛把國家信訪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並由中共中央新組建的社會工作部統一領導國家信訪局；然而，在汪慧生看來，信訪工作的底層邏輯也亟待改變。

沒辦法只能一刀切？

2018年，時任貴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王曉光涉嫌利用茅台酒謀取私利，被中央紀委監委立案調查，翌年掀起一場針對貴州茅台銷售市場的專項整治，180名公職人員和國企高管「落馬」，514個茅台經銷商被取消經營資格。

汪慧生原本持有的兩間位於湖北的茅台酒專賣店，但在2019年茅台酒市場專項整治之下，突然被強令取消經營資格。他到酒廠轄下的專項整治辦公室申訴，經紀委職員敖龍透露，才得悉箇中原因——2013年以220萬元人民幣收購的專賣店之所以被取消，是因為前法人王軍的母親宋小雨的姑媽宋體珍，是貴州省仁懷市公職人員，曾參與經營專賣店；而2017年以550萬元人民幣收購的專賣店，據說是因為前法人王永紅接手時，有位省級高官向酒廠領導打過招呼辦理。兩者均違反嚴禁官員利用茅台酒謀取私利的規定。

汪慧生大喊冤枉。他強調由始至終都不認識宋體珍，也不知道王永紅背後牽涉什麼領導，又認為自己沒有理由承擔上一手的責任。而敖龍回應說，酒廠紀委無權決定，而貴州省紀委也明白有些人被冤枉，「但也擔心有些人幫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虛假代持。」汪慧生再追問，但實際上我們不是代持那怎麼辦？ 「那就是你們運氣不好。」

從那之後的四年間，他逐級上訪，希望尋找合理的說法。

2019年5月，他最先找到酒廠紀委書記。「他說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是冤枉的，我會跟領導反映。」事情似乎看到曙光，但過了兩個月，書記回覆說，經銷合同是一年一簽，銷售公司有權不續約；書記還說，一旦涉及到公務員違規，只能「一刀切」，沒有其他辦法。

汪慧生反駁道：「第一，一般情況下，所有人都是正常續簽的，你不能夠把『一年一簽』當作理由；第二，如果擔心我是這兩個人的『白手套』（代替前法人虛假持有），你要提供證據來說服我，而我跟他們素未謀面，更非親非故。 」但書記沒再回覆了。

誰聽他們說了？

此路不通，汪慧生就上訪到仁懷市紀委、貴州省紀委，但結果不是要他到傳達室交材料，就是杳無音訊，「你遞了材料，他可能就丟在垃圾桶裡......哪怕我們就是被告，也應該允許我們抗辯、講理據，但現在他就不跟你接觸、不跟你說話。」

2019年年底，他回到貴州茅台酒酒廠紀委和專項整治辦公室。職員依然重覆「一年一簽」、「前法人有問題」的論調，但誰都沒有拿出證據，證明汪慧生是王軍和王永紅的「白手套」、770萬元人民幣的轉讓費只是幌子，也沒有反駁他自證清白的理據。

「2016年茅台酒行情轉好時，我被減了1.01噸的茅台量。請你再想一下，如果我走關係，我的量能被減嗎！但是誰聽我們說了？」他有些激動，爾後微微嘆氣，很是不甘。

「一刀切」的專項整治，沒有為他留下喘息的空間，而他的訴求始終如一，僅是希望獲得個案甄別的機會，以求「死有對證」：「雖然（貴州省紀委）很難判斷誰沒有代持，但應該要進行調查甄別，給一個合理的說法，不能夠『一刀切』！」

但酒廠紀委的一名職員跟他說，「這不是一般的生產經營行為，這是國家大勢，無法抗拒。不管怎樣說你還是吸收了一些社會資源，有所收獲。你還年輕，還有機會......你還是面對現實吧。」

2020年1月，過去一整年多次上訪毫無寸進，他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國家信訪局，而申訴信先後落在貴州省信訪局，再轉到貴州省政府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

踢來踢去不予受理

接受《香港01》採訪當天，汪慧生始終無法登入國家信訪局的網上系統，轉而把2022年1月寫的申訴信的回覆截圖展示給記者看，上面寫着：「對於您反映貴州省政府對出台的《關於嚴禁領導幹部利用茅台酒謀取私利的規定》查核、糾偏的問題，屬於紀委監委權限範圍（《關於嚴禁領導幹部利用茅台酒謀取私利的規定》其解釋權在紀委監委），建議您向紀委監委提交訴求請求。根據《信訪條例》的規定，我辦不予受理。」

好不容易層層上訪到國家信訪局，「皮球」又踢回到貴州省紀委監委，但他早已上訪過7次了。兜兜轉轉，他一臉無奈：「實際上我們上訪到貴州省紀委監委，但他們從來沒有回應，什麼話都不說。就此之後，這個事情就成了死結。」

和「一刀切」的地方現實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國家近年不斷強調加強「精細化治理」。去年10月底公布的《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增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實效。」早在2021年3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網要》，也有多處提到，要推動社會治理「精準化、精細化」。

然而，當國家做好上層建設、理論建構，下層要做好執行，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種由上而下的治理由上級制定目標和開展方式，往下層層加壓，大量的目標因而變得更加嚴格、不允許失敗，政策執行上就越容易走向「一刀切」，失去原有的執行彈性。

「精細化治理」長路漫漫

疫情期間，因地方政府防疫政策「一刀切」而釀成的人命傷亡事件，餘音嫋嫋。2022年11月初，蘭州發生三歲煤氣中毒男孩送醫不治死亡事件，官方通報事件暴露救助單位工作僵化刻板。同月24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吉祥苑小區一住宅樓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外界普遍質疑該小區有「一刀切」的過度防疫之嫌。

比起「精細化治理」，「一刀切」對執行者而言，更直接、簡單和高效，但在效率之下，往往不顧情理，令無辜的市民遭害。反腐同樣如是。本是為了整肅吏治、懲貪飭吏，消除為官不為，讓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回到為民幹事的立身本分。一旦不顧好壞、不問情由地「一刀切」，那只會泥沙俱下，為民服務的根本目的便會本末倒置。

2019年初，貴州展開針對領導幹部利用茅台酒謀取私利問題的專項整治行動；截至同年11月24日，貴州省紀委嚴肅查處全省黨政領導幹部、國企管理人員以茅台酒謀取私利等問題167起，處理180人，取消514家涉嫌違法違規經銷商的茅台酒經營權。然而，亮麗數據背後，或有不少人因為「一刀切」政策而被捲入漩渦，至今仍然走不出來。

汪慧生不是不理解貴州省紀委的憂慮——怕有虛假代持茅台酒專賣店的漏網之魚，「但是他應該甄別，實際上你要到基層調查，事情就全部搞清楚。」汪慧生也能夠理解國家的整治運動，「比如你前面有個紅綠燈，紅燈不讓過，那我肯定會等綠燈才過。但本來就沒有紅綠燈，當我走過去了，你說我衝紅燈，追究我之前的行為，那說不過去。 」

改進人民信訪工作

在全國「兩會」召開的第一天（3月4日），汪慧生來到《香港01》編輯室，向記者講述他上訪了四年的遭遇。到「兩會」進行的第六天（3月10日），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案）》，訂明國家信訪局將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說明文件指出，此舉是為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和改進人民信訪工作，更好維護人民根本利益。

不少分析指出，國家信訪局的地位得以提升，具有獨立職能和行政主體地位，意味中共已將信訪視為一項專門業務，增加信訪工作的專業性。事實上，國務院於去年2022年2月25日更新的《信訪工作條例》，已要求「各級機關、單位領導幹部應當閱辦群眾來信和網上信訪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定期下訪，包案化解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然而，對於國家信訪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的改革，汪慧生暫時沒有太大期望，因他相信處理信訪的工作流程沒有任何改變。他以自己案件為例，最初多次向貴州省政府申訴，卻毫無回應；直到上訪至國家信訪局，他們把申訴信轉到貴州省政府，才有書面回應，「跟你說他們是怎樣處理事情的。但當你質疑他的處理手法，他可以再不回答。」

底層邏輯未見改變

汪慧生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信訪人和申訴單位缺乏對話的過程，也沒有第三方監督、調查和核實，待申訴單位回覆後，也沒有平台質疑他的回覆是否合理，信訪便不了了之。

他想起網上的一段話，「為什麼信訪無用？因為你希望解決問題的人，就是一開始製造問題的人。」他認為，改革的更大作用，更多的是向公眾釋出重視信訪的信號，「處理信訪的底層邏輯並未發生改變。」

事實上，《信訪工作條例》第31條對信訪人提出的申訴求決類事項的辦理方式的第6項列明：「應當聽取信訪人陳述事實和理由，並調查核實，出具信訪處理意見書。對重大、複雜、疑難的信訪事項，可以舉行聽證。」不過，據汪慧生了解，這種流程從未發生在他和他認識的信訪人身上。

「（就像）只有人把你關起來，但沒有人向你宣判，也沒有人替你申訴。」他以卡夫卡長篇小說《審判》（Der Prozess）的主角約瑟夫·K的故事，形容自己過去4年上訪無果的感受。

他只是想要一個說理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