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語言學、哈維爾與後極權

回歸二十五周年，香港其中一個最為荒旦的現象，在於語文水平竟晉身政治新聞的頭條。公眾對新一屆治港班子的要求，並不在政綱帶來什麼新希望，並不在帶領香港人走出困局，並不在挽回大家對管治的信心——而在於治港班子的語文水平能夠提高！

語文水平作為政治現象

顯而易見，語言從來都是極政治化的敏感議題。且先不說，《國安法》正愈益惹起「以言入罪」的疑慮，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無以為繼；就連每日仍在收看的電視節目，彷彿仍正常運作中的國營電台，以至電影內容、博物館展品亦要全面重新審查；更不用說中學通識科亦已被取締，換來的是「國安教育」，有學生更因為唱唱歌而記大過。

想深一層，語言或言論審查的重點在於「減」——致力將反叛市民的思想凈化，刪除一切妨礙新時代管治的污點；為語文水平訂立新標竿的秘訣，卻在於「加」——引入一種令人聽了感到兀突、略帶尷尬、有點詭異的新品味；但久而久之定當見怪不怪，在「新常態」下很快便會習以為常——在不久將來，甚或可以納入語文教學的新指引，亦未可料！

翻譯主任的新時代職能

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1936-2011），是共產主義時期的異見劇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備忘錄》（Memorandum，1965）。故事主線正是圍繞某大機構引入一種新語言：「疊配文」（Ptydepe）。該種新創造出來的語言，號稱比自然語言更科學、更簡潔，能提高溝通的效率，和減少語意含混帶來的偏差和誤解。

且先不說疊配文是否更科學和實用，它必須經合資格的翻譯主任來翻譯，但劇中的翻譯主任卻必須取得機構許可，才有權展開翻譯。問題是要取得許可證明，又要補上另外一種文件，而補充文件的前提，卻是要先翻譯出由疊配文寫成的備忘錄…..反正不斷兜兜轉轉，機構上下亂成一團，最終也無法破解新語言套諸的枷鎖。

表面上，《備忘錄》中的翻譯主任，和那些能夠掌握疊配文的人，擁有使用新語言的認可資格，正是掌握權力的新當權者；但隨著故事的不斷發展，方發現根本無人能有效掌握新語言，所有人其實都是輸家。最終疊配文被廢除了，原來被免職的局長重新掌權，復又推出另一種更科學的新語言，以取代疊配文……

哈維爾大概亦是以局長自嘲：生活在如此一個荒旦的體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只能化作體制的一部分！

令人無法思考的新語言

一年前，國營電台的《五夜講場》被消失了，卻化身成了社交媒體上的《哲學係咁傾》，新一期節目的名字正是〈哈哈哈哈維爾〉，請來的嘉賓是演員和導演朱柏謙，三年前曾執導香港版本的《備忘錄》。不同講者帶出的主要論點，同樣不在新語言是否存在任何意義，也不在誰在掌握新語言的詮釋權，而在於它對每個人所施以的操控——無論新語言如何荒謬絕倫，你也必須行禮如儀、同步配合，否則便會陷於孤立、被排斥甚至被懲處。

這裡遂帶出哈維爾後來對「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的分析。那不再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當權者在監控所有人的國度；因為權力已滲透至生活的每一環節，無孔不入，令每個人皆被吸納成為其一部分。在過去的極權主義下，你或許仍能找到一個反抗的中心對象；但在後極權主義下，每個人皆為體制暴力的勾結者或合謀者，要反抗也不知從那裡談起。

這正好反映了《備忘錄》和歐奧爾名著《1984》的主要分野。因為在《1984》中的「老大哥」，同樣在改造所有人的思想，服膺於他所創造的新語言；但那是一套當權者高舉的意識形態，實實在在被宣揚的政治思想。到了《備忘錄》中的後極權時代，由誰說、說什麼已變得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人不能亦毋須再去思考，只須盲從附和著體制，附和那怕是聽不懂的新語言，便能心安理得地苟活下去。

活在追星熱潮的真實中？

正如《哲學係咁傾》節目中反覆提及的，《備忘錄》重重複複的情節和對白、顛三倒四的說話方式、荒旦處境營造的黑色幽默，其實亦甚具周星馳電影的味道。為什麼哈維爾也會如此「無厘頭」呢？大概是面對著荒謬和扭曲的政治現實，哈維爾亦只能通過的嘲諷和自嘲，來作為異議者的僅有反抗方式。

這裡再帶出哈維爾「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he truth）的主張——唯有抵制體制的謊言，拒絕參與虛假的儀式，勇於保存自我的思考，不再成為體制的附庸。而以幽默的方式對政治現實進行嘲諷，正是哈維爾在劇作中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

在《備忘錄》故事中的不少機構僱員，每天上班也只是在開派對、飲飲食食和無所事事——他們到底是在消極「躺平」，對世事採取莫不關心的態度；抑或是在以另一種迂迴的方式，通過乖張的行徑來突顯體制的荒謬？那是一種置身事外的犬儒主義，抑或亦是在刻意嘲弄現實，與體制保持著距離的幽默感呢？

執筆至此，不禁令人聯想到近期香港的追星熱潮，群情洶湧很難不令人猜測背後的含意，各方評論者對此已有大量的解讀。對於那些勇於表達自我、不願屈從主流俗套品味的新偶像，我自是寄予由衷的佩服；但對於瘋狂追星的市民，到底只是借此逃避現實，抑或有意識地進行曲線反抗？當他們塞滿了銅鑼灣的街頭，是否又在思考著另類的示威活動呢？

經濟學作為科學語言

香港人長期對政治操控自是顯得極度敏感；但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集團操控，卻從來都是相當受落的。同樣道理，一般市民對政治體制的謊言鬧劇，總算還有一定的免疫力；但對經濟體制同樣假大空的語言，卻總是甘之如飴（註一）。

無論是回歸前後的港英或特區政府，再加上政經和學界的精英們，皆有意無意地塑造對「小政府」的崇拜和偏執，並視這為香港邁向成功的必然鑰匙。但這畢竟是另一種編做出來的「語言偽術」，既與客觀事實完全不符，亦令官民對政府角色產生了徹底錯誤的期望（註二）。

而箇中的主要關鍵，遂在於經濟學家成功通過專業包裝，打造一套常人難以明瞭的「科學語言」，藉以宣揚自由市場和供求機制，充當作金科玉律般的思維模式。但在現實的香港中，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自由市場，只有集團壟斷的市場；主要行業亦沒有什麼市場調節，只有寡頭勾結的合謀定價；根本不存在什麼「無形的手」，徒剩下政府「利益輸送之手」愈伸愈長。

為什麼香港人對於如此簡單的「語言偽術」，偏偏毫無保留的照單全收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彷彿）離一般人很遠，（似乎）仍可避之則吉，因此大可繼續「食花生」，保持著隔岸觀火的態度；但市場卻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必然組成部分，若不加以盲從附和，就連基本生計也可能不保。香港人一向以「務實」、「醒目」見稱，既然是飯碗所在，「有錢齊齊搵」，還那管得它是貨真價實抑或泡沫炒作？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是對「放任自由經濟」（laissez-faire）的迷信，對「市場萬能」的依賴，早已深植香港文化的基因——彷彿大家與生俱來，均從來沒有見過馬，但凡是鹿也只會稱為馬；又或每次看見赤條條的國王，仍例必稱讚他那襲華美的新衣。而現成例子之一，正是把典型不過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不經大腦思考的羊群效應，也可毫不猶豫地，直接挪用來作曲線反抗的詮釋。

用「羊群效應」來描述，或許是抬舉了；用「港豬」來描述，才較合乎實情。

註一：〈從《IT狗》、科技城到數據產權〉，《01周報》，2022年2月25日。

註三：〈承認「大政府」，妥善對待它〉，《香港01》，2022年4月5日。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