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阻擊戰」才是香港由亂轉治的真正轉折點

自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香港發出抗擊疫情的總動員令，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涉港機構才真正進入了「戰時狀態」，開始按照習近平的要求，把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具體措施包括：推遲原定於3月27日舉行的特首選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連續召開五次相關會議、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召集香港各界舉行同心抗疫行動會商會、內地兩批次援港醫療隊到位展開工作、加緊開工建設方艙醫院、第三批千人援港醫療隊也在組建中。

不過，儘管各方行動密集展開，但香港社會尚未感受到切實的變化，比如核酸檢測中心門外在陰雨寒天仍排着長龍、檢測結果仍需要等待3至5天才能收到反饋、仍有數以萬計的確診者無法第一時間入院治療、社區內尤其是家庭傳播仍異常嚴峻……

在無差別且傳播性極強的病毒面前，變化的發生必然不會是即刻的。畢竟在此番「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之前，病毒已經在香港持續蔓延一個多月。而今雖然在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下，特區政府開始「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限於「先天條件」的不足，比如沒辦法進行全民核酸檢測、沒辦法用大數據進行追蹤和流調、沒辦法採取如武漢和西安那樣的封城舉措，所以港府在口號之外，能採取的措施只剩下繼續收緊社交距離、圍樓封樓強檢、儘可能將重症確診者接收入院，避免再次出現確診長者露天等待入院的悲慘局面。

基於此，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拐點究竟何時能到來，誰也無法給出精確答案。而且越來多來自權威機構的預測顯示，香港疫情將在3月初開始達到高峰，比如香港大學醫學院根據流行病學模型推算的最新分析顯示，香港疫情可能在下月初達到每日182,923人確診的高峰，日均死亡個案則在下月底達到高峰的約100人。港大團隊表示，如不採取大規模「封城」等措施，第五波疫情發展趨勢難以改變，估計可能有62.5萬人會受感染，接近190萬密切接觸者需隔離。

在最壞的局面到來之前，香港已經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背水一戰。因為不管是短期防疫的迫切需要，還是長期來看，此次疫情之於香港的意義，已經超越2019年的那場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成為香港能否由亂轉治的真正轉折點。

一方面，修例風波必然是高度意識形態和政治化的，但阻擊第五波疫情必須回歸現實與具體實踐，而後者，才是香港真正由亂轉治的關鍵所在。

修例風波期間，走上街頭的人們高喊着「反送中」，拉着寫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橫幅，這些口號的確很有號召力，也頗具「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般的煽動性，但亢奮過後冷靜想想，這些口號與訴求，與民眾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多大關係，年輕人的上升通道依然鐵板一塊、薪水漲幅依然無法匹配樓價和物價、居住面積依然逼仄狹小、公屋輪候時間依然遙不可及……這些問題才是香港的最大現實，但在修例期間卻鮮有人願意直面、承認，畢竟修例風波本身需要高度政治化，談這些現實問題多麼「政治不正確」、多麼不合時宜！

可隨着第五波疫情的爆發，這些現實問題以更加直接且慘烈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任誰也無法將其政治化，更無法對其熟視無睹。尤其是當越來越多的噩耗傳來，比如年僅11月、3歲和4歲的孩童染疫去世，越來越多老年人去世，不少確診者被擱置在醫院門外的臨時帳篷裏，雖然沒有「居家抗疫」的條件，卻因無法第一時間集中隔離導致全家被感染。

一件件悲劇背後，暴露出的是香港帶有普遍性、持久性的住房、醫療等民生困局。這也是為什麼修例風波之後，中央會下大力氣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尤其是將着力點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因為撇除意識形態，放在任何國家和地區，放在任何時候，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人權。正在遭受疫情考驗的香港，迫切地需要經由這次疫情的實踐，回到這一現實中來。

另一方面，修例風波如2014年佔領行動等社會運動一樣，可以有多方面的歸因，但面對第五波疫情的肆虐，特區政府乃至香港社會再也無法轉移矛盾，直面矛盾與問題的香港才能實現由亂轉治。

不管是當時看還是今天回頭看，修例風波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的確參半着多方面的因素與力量。有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當然有，至少是輿論和政治的介入，包括各種主流西方媒體極具偏見的報道，英美政客不斷髮表那種口惠而實不至、煽風點火式的政治言論，高調及具挑釁性地接見香港反對派政治人物等；有沒有少數勇武的香港人，他們以「公民抗命」為志業，訴諸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當然也有，事實上，任何社會都有，只是社會是否為其提供了藉口或機會；有沒有中央的責任？在不少香港人看來，當然也有，至少大家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對中共專制體制下的天然恐懼感應該由中央負責。

但這些歸因之外，最主要的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出了問題，政治上消極干預，經濟上積極不干預，任由香港社會在無謂的問題上爭論、撕裂。中央在修例風波後重拳出擊，推出《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選舉制度，既是在為特區政府有效管治和行政主導查漏補缺，也給特區政府提出了新的課題——管治者需要回答五個「能不能」的問題：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五個「能不能」的課題，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重點談到的。如果說修例風波之際特區政府尚且可以面對這一課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着第五波疫情的大爆發，已經沒有敷衍塞責和左右騰挪的空間和餘地了。因為香港防疫擺在面前，迫在眉睫，非解決不行，這是對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最終防疫的失敗，不會是中央的失敗，也不會是「一國兩制」的失敗，而是香港自治的失敗。

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1927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一段流傳很廣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麼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90多年以後，香港自上而下的這場疫情阻擊戰，考驗與意義也絕不亞於一場「革命」，尤其不亞於2019年那場被賦予「時代革命」口號的修例風波。當前，特區政府不需要做文章，也不需要文質彬彬，而是需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用駱惠寧的話說，當前最寶貴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團結，最迫切的是行動。

疫情終究會過去，但香港能否經由此次疫情的考驗涅槃重生，由亂轉治，取決於整個社會能否做出切實的總結與反思，既打破過往的迷思，也重建新的共識，既認清自身所長，也知道如何貢獻國家所需。如此，香港才能重整旗鼓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