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 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無論是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對香港帶來的衝擊，還是中國經濟向內轉型為香港帶來的「邊緣化」挑戰，危機中依然潛藏着機會。國務院港澳辦主管智庫「全國港澳研究會」、由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特首兼全國政協副主席牽頭成立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上月底（3月30日）主辦「『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研討會，邀得多位重量級嘉賓出席，包括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前副主任楊偉民、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等，為香港未來建言。
在研討會上，學者和官員們反覆提起香港的金融功能和科研優勢，盼香港借助自身的積累破局，融入國家發展。外循環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然有能力去重塑國際形勢，香港只需要釐清自己的定位，提升風險應對能力，就能在中美角力新常態下找到商機。內循環方面，日益成長的中國市場早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中國亦極力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機會近在眼前，香港伸手可及。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外循環–
多邊主義洗牌帶來新機遇
港應加強特色 孕育新產業
前文提及，雙循環是中國以「內政」來應對外部風險的戰略，但中國的應對遠不止此。「去年雙循環提出後，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又搞『保護主義』，這是完全錯誤和偏頗的。」鄧希煒強調，「中國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棄全球化，而是想在多邊主義內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他解釋，中國的全球化參與未必受美國政府歡迎，所以希望做一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有策略地帶動新型全球化的發展。
「中國式多邊主義」意味着中國在外交方面的戰略應對。「一帶一路」戰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非自貿協定》等都是中國牽頭打造的區域多邊主義協定。鄧希煒強調，中國此舉不是要挑戰某個政權或國家，而是給世界多一個選擇。他以亞洲基礎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為例，「中國發現，美國主導的最大兩個多邊主義機構國際貨幣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都難以顧及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所以於2015年牽頭成立亞投行。」他指中國的出發點是照顧世界的需求，「既然有那麼多需要投資的項目，IMF又因沒錢或因各種各樣限制而不能支持，為什麼不可以有多一個選擇？」他直言中國此舉打破了西方多邊主義機構在新興國家項目投資中的壟斷，「多年壟斷令投資和支援發展的表現落後」，亞投行帶來競爭，亦帶來進步。
雖然外循環阻力重重，但中國並不打算放棄。《十四五規劃》已寫明中國會「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可預見的是，中國未來將會從更多「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牽頭」的角色，這也為外循環和香港的外循環樞紐作用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RCEP便是中國在重塑國際體系上最有力的嘗試，亦是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之一。該貿易協定由提出到定音經過了約十年磋商，旨在逐步削弱成員國間的貿易壁壘（如關稅），加快區域內商流。初步加入RCEP的成員國有中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和東盟十國，總人口達22.7億，GDP達26兆美元，出口總額達5.2兆美元，這三項指標均佔全球總量的30%左右，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商務部表示，協議簽訂後將會有超過90%以上的貨物貿易產品實行「零關稅」。中國近日（3月22日）已率先完成RCEP的核准。各成員國均表示，將在今年年底批准協定，推動RCEP於明年1月1日生效。
團結香港基金副主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將RCEP成員國分佈比喻成一個「漏斗」，北面是內地及日本、韓國，南方是東南亞及澳洲，而香港處漏斗中間「最狹窄的戰略位置」，建議香港盡快加入RCEP，尋覓商機。張玉閣與鄧希煒在訪問中不約而同提起馮國經這個比喻，他們都認為RCEP是香港強化樞紐角色的絕佳機遇所在。RCEP作為貿易領域的多邊主義協定，首先惠及的當然是貿易物流業。鄧希煒指出，特區政府對此亦有所準備，例如先前政府已宣布會積極做第一批加入RCEP的經濟體，為中小企業提供80萬的市場推廣基金，協助他們在東盟國家的品牌宣傳。
「政府都想幫香港企業衝出去，但我認為更要令香港傳統行業如物流、出入口貿易、金融企業可以幫助中國的物流和資金有效地輸送到RCEP國家。」鄧希煒說，「這已經超越錢的層面，能夠帶動專業服務業的發展。」
張玉閣的想法與鄧希煒相似，但他的闡述為專業服務業的「融入」提供了更具體的方案。他認為，香港可與廣東省內的企業合作，共同於RCEP或「一帶一路」沿線開拓第三方市場。「廣東有園區建設和培育產業的經驗，香港則熟悉國際法律、文化習俗、標準等，兩者合作既能推進實實在在的產業落地，又能規避風險。」他續說，粵港可把各自的優勢組合起來，因廣東省是中國國際化的先鋒，但着重「產品的國際化」，而香港一直扮演着「全球化生產的組織者」，着眼於「人的國際化」、「經營的國際化」。強強聯合能讓香港於內外循環中起到關鍵的「鏈接」作用，令香港從外循環樞紐成長為「雙循環的樞紐」，既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能為「超級聯絡人」注入新內涵。
RCEP亦為金融業帶來了新的市場和產業升級機會，香港可藉此打造具特色的數字經濟—金融科技。鄧希煒具體道，香港處於RCEP樞紐位置，大量貨流、資金流會經過香港，香港大可以打造一個面向東盟、東亞、澳洲市場的「電子交易結算平台」。鄧希煒對金融科技發展較為樂觀，「香港政府和金管局有支持，而香港市民的共識、人才的動機亦完全一致，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功。」
張玉閣指出，數字經濟有兩條路徑：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鄧希煒所列舉的交易結算平台正是前者，將貿易中的結算數字化，以提高產業效率。而前者能為後者提供「數據」這一生產要素，令後者將「大數據」作為一種商品，提供管理服務。坊間熟知的螞蟻集團就是數字產業化的代表，其基本運作邏輯就是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評估消費者的壞賬風險，發放微型貸款額度。螞蟻集團的成功，主要因為其背靠淘寶，能收集大量消費行為產生的數據，在數據的基礎上實現人工智能的風險控制。
相較於產業數字化升級，打造數字產業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義更大，不但可打破固化的產業結構，更能往守舊的經濟結構注入新經濟元素。鄧希煒非常同意香港發展大數據科學，認為香港可以做RCEP內的區域數據中心。他解釋，一方面，由於內地互聯網受政府控制，數據流通自由度相對較低，香港的網絡監管較寬鬆，發展數字產業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貿易中的物流和資金結算能產生大量數據，已經為香港發展數字產業提供了生產要素。
再者，香港積累了很多應對外部風險的經驗，正好能在風險急升的當下一展所長。廖群表示，香港向來是資產管理中心，而這與香港的風險管理水平是緊密聯繫的：「香港的風險管理達國際水平，外資要進入內地需要控制風險，把資金放在香港就會比較放心。國內資金要走出去，亦會先在香港停留，從香港學會風險管理，再逐步向外投資。」如今全球政經局勢風雲變幻，風險管理需求急升，若香港能把這方面的經驗與大數據科學結合，發展金融數字風控，便能讓香港在外循環上「轉危為機」。
–內循環–
香港融入發展大局「三步走」
客觀認識國家 將優勢落地
除了強化外循環樞紐的角色、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外，香港亦應積極融入國內大循環。「中國的出口佔GDP比重的高峰應該在2006年左右，之後就不斷下降。這與中國經濟多年持續發展有關，其中產消費市場已經超過4.5億人口。中國亦預計，十五年後這個數字會翻倍到9億。」鄧希煒說。一方面，在中國經濟轉型、釋放內需紅利的背景下，與中國有着地緣、語言和政策優勢的香港理應「近水樓台先得月」。另一方面，香港亦可以藉陸港融合，將本地的優勢在內地產業化，重塑香港「金融」以外的功能，應對「角色危機」。
首先，當然要解決壁壘問題，才能促進資源流動，融入內循環。上文提及的三個壁壘中，思想壁壘需首先擊破。三位學者在訪問中不約而同地指出，香港應該「更加了解中國」，破除對內地的偏見。「香港年輕人本身有些偏頗的看法。不想去內地發展和消費。甚至連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很少、很片面。」鄧希煒批評，「就算是政客和政府官員，對中國國情都未有足夠了解。」
張玉閣亦慨歎，曾看過一份香港的問卷調查，提及有40%港人沒到過深圳，「一說起深圳，覺得還是很恐怖、不安全，有搶劫之類。但其實深圳在國內可以說是最方便、最安全的一個城市。」鄧希煒希望政府、媒體、民間機構多些彌合兩地間的文化鴻溝，但他亦承認，「幫市民了解國情」並非易事。當然，兩地經濟融合與破除壁壘應雙軌並進，方能互相裨益，達致良性循環。廖群指出，香港融入內循環可以分為三步，先和深圳融合、再到大灣區（其他城市），最後可以和內地19大城市群合作。他逐層解釋，深圳和香港在地緣上接近，「深圳是大灣區內走得最前的城市，最能接受這些國際化、現代化的東西」，而且深圳1,500萬人口的市場非常大。大灣區內的需求亦在增長，「7,000萬人的經濟體量已經能比得上部份東亞國家」，「而且這個市場還在快速成長，對現代化的東西吸收力很強。」相較之下，成型飽和的市場如日本、韓國，香港未必能打得進去。在與大灣區深度融合後，香港可以把眼光放到長三角、京津冀，把「整個內地打造成香港的經濟腹地」。
就深港合作而言，香港可從科創產業做起，爭取將研究成果產業化。廖群指出，香港的科研領先全球，卻停留在papers（論文）階段，應與深圳合作，「深圳一方面有製造業的產能，另一方面則有應用場景。」其中，香港可以重點發展醫療科技、生物科技產業，因其有先發的優勢，「這個產業不止在大灣區，在全國都算發展得比較落後。香港的大學、醫療團隊、生物科技科研人員可以很好填補這個空白。」鄧希煒指出，「這是『十三五』、『十四五』兩個『五年計劃』都有提到的重點領域。」
就大灣區各城合作而言，香港可考慮公共服務的產業化。張玉閣舉例，高端醫療服務、國際學校等模式都是香港可以探索的，「隨着珠三角的中產規模擴大，對高端教育、醫療等服務都是有需求的。」他慨歎，曾蔭權時期曾將教育和醫療列為香港的六大優勢產業，但到了梁振英時期，又以「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為由將其剔除。他指出，香港的未來發展不能僅考慮香港，要從整合周邊地區資源的角度去思考。例如，從打造大灣區教育樞紐、人才中心等角度，香港可通過調動和整合珠三角的區域資源（如人力、資本）重建香港的公共服務體系，改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短缺的現狀。
就內地城市群合作而言，香港要強化自己的優勢，積極參與中國從高增長發展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推動國內的制度建設達致更高水平。張玉閣對比了「十三五」和「十四五」，指出《十四五規劃》「第一次具體地提出」香港要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立國際資產管理及風險管理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一系列「有指向性地提升香港競爭優勢」的內容。
張玉閣特別指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對兩地發展科技創新尤為重要，涉及科技成果商品化、市場化等一系列激勵科創的制度建設。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亦特別強調這點，他在研討會上說：「以香港的房屋、人口條件很難成為一個全球科技中心，但香港可發揮自己『海洋法系』的優勢，與世界的知識產權制度融合，建立完整的專利保護機制、爭議處理機制、法律仲裁機制。」李小加表示，要令「世界的錢」最終能經香港流入內地，亦能使「中國的發明創造」經香港和世界接軌，「最終使得科技的錢、人、規則能在香港這一『中國的海洋法系體制』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內外循環為香港帶來機會無限，但亦只惠及金融、專業服務和科技創新等精英。如何讓每個香港人都能分享到城市發展的紅利，令香港成為「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活力之城？請看下篇報道：雙循環．四｜以產業規劃破結構矛盾 港方迎鳳凰涅槃
此為「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三之四。想了解雙循環經濟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機，又如何「化危為機」？完整報道請看：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戰場 港版「疫苗護照」如何落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