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移民潮」 是對抗霸權還是製造新壟斷？
美國國會山莊騷亂重擊「民主燈塔」，被指「煽動騷亂」的敗選總統特朗普因而被三大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禁止發言，結果引發關於「網絡巨企霸權」的激烈討論，並在特朗普支持者帶動下，掀起一波大型「社交媒體移民潮」；而和美國一樣深陷「政治撕裂」泥沼的香港，亦有不少人熱烈響應，積極「遷徙」至另一社交平台MeWe。然而，不少「移民」理據只是出於意識形態對立和政治情緒宣洩，在打倒一種霸權的同時，變相建立了另一種霸權，卻從未認真反思應該如何限制壟斷資源的「網絡巨獸」、如何防止社交撕裂、如何取回資訊自主權——方能促進社會真正向前發展。
不少分析認為，美國國會山莊之亂源自社會矛盾激化之下的民粹崛起，而社交媒體的盛行正是這場社交動盪的巨大推手，所以，除了國會山莊這個「戰場」之外，不同社交媒體平台早已硝煙瀰漫。
早在去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保守派及特朗普支持者已不時指摘由矽谷精英掌控的科技巨頭們「偏幫民主黨」、「對選舉資訊進行審查」，例如限制特朗普發表某些帖文，甚至為其帖文加上某些標籤，以提醒用戶有關內容有待核實等等，故發動支持者另起爐灶，移師至Parler、Gab、MeWe等新晉社交平台；直至近期涉嫌「煽動騷亂」的特朗普被Facebook、Twitter、Instagram以「公眾安全」為由禁止發言，更是掀起一波大型的「社交媒體移民潮」—例如MeWe至今累積逾1,600萬下載量，並在被指未有採取措施限制煽動暴力帖文傳播的Parler遭蘋果公司（Apple）和Google下架之後，三天之內新增100萬個登記用戶，而和美國一樣深陷「政治撕裂」泥沼的香港更是熱烈響應，MeWe下載量持續高踞三甲。
問題是，這番關於「網絡巨企霸權」的激烈討論當中，似乎充斥了太多似是而非的偽命題，令大多數用戶未能跳出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政治情緒的宣洩，好好看清科網市場被寡頭壟斷之下的巨大危機，例如透過掌控資訊的傳播而影響政治博弈局勢、利用「演算法」製造「回音廊」博取用戶歡心的同時加劇族群撕裂等，如果急於「移民」打倒一種霸權，恐會建立起另一種霸權。
「移民潮」只會加厚同溫層
因此，要從根本「打破」這種「霸權」，必須釐清它如何影響我們的本質，而當務之急，應該重新梳理「社交媒體移民」的因由。無可否認，這股「移民潮」背後，除了是一眾「侵紛」憤怒的宣洩外，也是民眾對這些大型科技平台長期累積不滿的大爆發。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陳智傑接受《香港01》訪問時解釋，這些平台雖然由私人公司以商業形式營運，但因為它們的存在和服務已經變成人們的必需品，所以公眾對它們的期望也由普通商品提升至「公共產品」，繼而為它們戴上一頂「道德光環」，希望其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偏偏，這些平台的業務早已變質，向來利用市場優勢掠奪用戶的「生物資訊」（biological data），分析消費行為、進行交易圖利，藉此推出更多「度身定造」的服務、鞏固壟斷地位。
然而，當公眾對社交平台產生了「高端期望」時，在公共討論空間當中，卻往往難以為那些「高端期望」尋求一套人人認同的客觀標準。例如，Twitter和Facebook最初之所以限制特朗普的帖文，源於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經常發表沒有事實基礎或煽動性言論，那些平台也因而被反對者質疑未能負起社會責任；然而，當它們援引1919年由大法官霍爾姆斯針對煽動性言論是否屬於言論自由保護範圍的問題提出「明顯且即刻的危險」原則、限制特朗普帳號發言，以免極右組織再受「號召」破壞候任總統拜登就職典禮之後，又被另一陣營批評有關行為令科網巨企成為審查機器、「殺死美國民主」、「打壓言論自由」云云，令平台陷入兩難。
諷刺的是，這種壁壘分明的民粹局面，正正源自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在資訊大解放的今天，加上經過演算法運作的推送，公眾更容易透過社交媒體找到屬於自己的群體—群體裏，用戶透過和同好者的「互相肯定」，不斷深化自己的信念，形成無堅不摧的「回音廊」；群體外，民眾各說各話，各自走向極端。《香港01》曾在《「同溫層」之亂 「從眾」四大後遺症》一文詳細解釋有關現象如何築起意識形態的圍牆，例如符合人類作為群體動物本來就傾向偏聽偏心的心理特質、迎合追求「速度至上」和「情感主導」的表態文化、助長「我是你非」、「我正你邪」的對立風氣、切斷「共同感」的形成，令公共討論難以達成共識。
陳智傑認為，在政治討論上，社交媒體的政治取向可謂百花齊放，但也比較容易走偏鋒，而且衍生「去中心化」、「去大台化」的情況。可以說，民粹主義和社交媒體之間存在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一方面，民粹政客更容易在百花齊放的社交媒體中尋獲支持者，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亦能依靠這些政客「精彩」的言論，引來巨大流量。然而，當社會受社交媒體影響而愈趨兩極，社交媒體的處境也就愈來愈尷尬——無論履行或不履行任何社會責任、採取或不採取任何限制措施，都會得罪光譜兩端的任何一方，而本來就傾向支持美國民主黨、處於光譜偏左位置的科網巨企們，就不時被特朗普及其右翼支持者攻擊，更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態自居，繼而發起「移民潮」，進行大反撲。
問題是，今天的Facebook和Twitter早已不是十多年前剛剛面世的模樣，而誰又能確保當下正在崛起的MeWe他日不會變成另一個科企巨獸？有人或會反駁指，2012年創立的MeWe早已承諾「三不會」——不會販賣廣告、不會獲取特定用戶數據、不會基於政治偏見進行言論審查，相信能夠改變社交媒體透過演算法製造「言論同溫層」的生態，令用戶不會只看見自己傾向觀看的內容；然而，明眼人都知道，當下這股打着「反對網絡巨企霸權」旗號的「移民潮」，實質只是在個別政治陣營當中盛行——換言之，「移民者」大多來自同一政治光譜，就算沒有演算法的選擇性推送，他們本就選擇了既定內容，令同溫層愈積愈厚。
「移民」前後需要思考什麼？
「移民潮」使民眾立場的對立愈來愈嚴重，甚至由資訊對立演變為平台之爭，恐怕令社會加速喪失討論的空間。不過，陳智傑並不完全悲觀，反倒相信總有用戶願意同時使用不同的平台，而非將自己局限在「爐」邊；但他也提出三大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即使轉去全新平台，也難保平台未來不會改變原則、不會成為大型商業機構。當這些平台發展到擁有龐大用戶數量、有利可圖的時候，自然會有人打算收購。例如這次社交平台「移民潮」另一引子——即時通訊程式WhatsApp，也曾信誓旦旦要保護用戶私隱，但至2014年被Facebook以天價收購之後，近日卻要求用戶同意兩者共享數據。
第二，如果要靠商業媒體平台自行規管發布內容，它們為免捲入政治紛爭，一般多會採取自動程式代替人手審查；然而，有關模式最多只能篩選虛假資訊，實在難以過濾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言論。因此，即使是全新的社交平台，恐怕也難免陷入「打壓言論」與「保障言論」之爭。
第三，需要思考國家、政府在社交媒體或者互聯網世界的角色。說到底，這些科技巨企都是上市公司，均受監管當局的規範。就如歐洲，一直都在討論反壟斷的議題，對科技巨企有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例如規定科技企業需對用戶在其平台上發布的內容負責，若要視互聯網為一種公共服務產品，國家、政府就必須介入其中進行規管，以保持「網絡中立」。
當科技主人，還是奉科技為主？
儘管「網絡規管」往往會被視為「洪水猛獸」，但事到如今，這的確是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例如，雖然特朗普被禁言一事引發各方爭議，但客觀而言，無論美國內部乃至世界範圍，仍然有不少聲音認為有關措施雖然「侵害了言論自由」，但最終還是守護了社會的秩序、彰顯了公義的力量、佔據了道德高地；不過，這也突顯社交媒體坐大的無限危機——原來一個國家的秩序、公義和道德，可以由這群獨佔市場的「網絡巨獸」說了算。
社交媒體權力的失控，明顯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難題。德國總理默克爾便批評禁言之舉「有問題」，德國政府發言人賽柏特（Steffen Seibert）亦表示，言論自由是基本權利，當要對其作出限制時，必須基於法律、依循框架，而非由社交媒體的管理層自行決定。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指出，負責規管網絡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是「數碼寡頭」，他更形容這些科技巨企是「對民主的威脅之一」。事實上，德國早於2017年出台《網絡執行法》，澳洲也於2019年通過《限制令人憎恨的暴力內容傳播法案》，而英國政府上月中旬也正式發布題為《英國引領社交媒體「問責制新時代」》文件，表明將為網絡科技公司引入新規則、嚴懲未能保護用戶的公司和保留高層擔責權力、平台有責任應對合法和非法的傷害、平台有義務保護兒童安全使用網絡等。
「近一個星期的社媒之亂，其實敲響了警鐘，讓用戶進一步反思：究竟為了服務及方便，他們願意犧牲多少個人資料？願意犧牲多少言論及思想自由？當這一兩間跨國社媒佔有壟斷性的地位時，國際社會應如何讓市場出現更好及更健康的競爭，讓消費者有真正的選擇呢？」時事評論員王慧麟日前在報章撰寫《轉會潮的思考》，以此鞭策各地用戶自我反省。確實，在社交媒體創造出來的輿論動態當中，大家早已忘記到底我們是科技的主人，還是科技是我們的主人——漸漸失去接收資訊的主動性，任由這些平台主宰我們的思考模式，變成一種單一維度的固化思考。「移民」也好，「留守」也罷，真正能夠「打倒網絡霸權」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重新主導接收資訊的權利、主動擁抱多元觀點的表達、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
上文刊登於第24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8日）《遷移社交媒體平台 不如取回資訊自主權》。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