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葉維昌對話——我為何從戰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
過去兩年，總有人形容香港社會撕裂得就像在打仗，但真正在烽火大地從事了九年人道救援工作的葉維昌說，人家打起仗來都沒有香港這麼撕裂，起碼阿富汗人逃難時仍會互相扶持，但香港卻是不共戴天。一年半前，葉維昌離開槍林彈雨的戰區，回到「催煙」四起的香港，但不是要來打仗，而是為了「打破」——想打破舊規矩和新事物之間無法聯通的牢牆，也想打破老一輩和年輕人之間互不認同的桎梏，更想打破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二元對立的枷鎖；於是，他辭去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區域市場主管一職，加入本地實踐型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
打破傑青「背景慣性」
從戰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39歲的葉維昌是大家眼中頗為「傳奇」的港青，他甚至因而在2018年獲得「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主辦的「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殊榮，而當年與他一同獲選的還有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女子單車世界冠軍李慧詩等人。
「我最不想提的反而是這部份。因為很尷尬，我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不符合資格，從小到大也沒有想過自己終有一天會成為『傑青』，印象中得獎的都是名人，但我很普通。」我們和葉維昌的對話，不免俗地從「十大傑青」開始，但他劈頭就顯得不太好意思，連忙解釋自己出身公共屋邨，「母親在油站工作，父親是保安員，這樣的家庭背景似乎離『傑青』很遙遠，你真的不會覺得它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翻查歷來為了表揚港青工作卓越及貢獻社會的「十大傑青名單」，當時不算家傳戶曉的葉維昌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得獎者的「背景慣性」，而推薦他的2016年度傑青、環保建築師兼城市設計師葉頌文正是看上這一點，想讓更多香港人知道他的故事——從2011年開始，作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唯一駐外香港人，葉維昌曾在那些離香港很遙遠的戰區和災區——巴勒斯坦、阿富汗、約旦、敘利亞、緬甸等地，留下人道支援和災後重建的足迹，甚至親歷槍林彈雨的驚悚畫面，例如在塔利班武裝份子手上營救33名阿富汗師生，在ICRC駐賈拉拉巴德辦事處遇上炸彈襲擊，在阿富汗見證了「阿拉伯之春」的激情和無奈。
「人們喜歡『葉維昌』的故事，不是因為『葉維昌』這個人，而是因為『葉維昌』的經歷，而這些經歷是過往我所有同事堆砌給我的。」葉維昌強調，「傑青」這個頭銜絕不能讓他獨享，而如果「傑出」代表一種模範，他相信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傑青」。
打破傳統上流路徑
有趣的是，葉維昌所「打破」的，不只是成為「傑青」的「背景慣性」，還有80後港青奮發向上成為「乜師乜師」就等同出人頭地的傳統路徑——因為他在2011年正式成為國際組織的外交人員之前，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高材生，自2004年畢業後，即被頂尖投資銀行高盛集團聘請為分析員，但在紙醉金迷的世界裏浸泡了四年之後，他最終選擇在升職前夕放下一切「追夢」去；時光再往前倒流的話，他說自己是個來自「野雞中學」的「屋邨仔」，中三那年成績還在班上「包尾」，總被姐姐形容是「一嚿飯」、「蝦蝦霸霸」，「夢想」是去日本打職業排球。
「夢想或者價值追求真的沒有對與錯，只有適不適合自己。如果你骨子裏本身就非常喜歡錢，那麼，你就很容易在這個地方（投行）過得很開心。可是錢對我來說只是基礎需求，我有其他精神上的東西需要去滿足。」如果說，是平凡的出身形塑了葉維昌的金錢觀念，那麼，港大的「magical second year」就是讓他埋下夢想種子的關鍵時刻。此前，葉維昌從未離開過香港，但在機緣巧合之下報考國際交流計劃，而他最終在眾多師生的「不建議」和「潑冷水」之下，放棄前往南非國際會計師樓實習的機會，選擇到肯尼亞貧民區協助當地貧窮家庭經商。
儘管是「屋邨仔」，但總算三餐溫飽；而當葉維昌真正衝出了香港，才開始打破很多既有認知，「第一次見識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知道什麼叫做『極端貧窮』，感受到即使明明知道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但仍覺得呼吸也會感染的無知和恐懼。」還有一個每天都會扯着他衫尾、跟出跟入的愛滋病小孩Michael，在離別之際跟他說，夢想就是將來要儲錢去香港⋯⋯
「那時也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人家和我一樣讀了二十年書，都說畢業以後要當外交人員，為什麼我只想着要晉身『Big 4』（四大會計師行）或者地產商？為什麼我的眼光如此狹窄？就算我來自（世界知名的）香港大學，其實也不外如是。」葉維昌開始不斷反問自己，「父母讀書是為了向上流，那麼我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如果僅僅是為了向上流或者改善家人生活，其實我並沒有超越任何父母給我的東西，只是在重複他們那種營營役役的生活。既然我有機會看到世界上的極端問題，那麼在屬於我的這個時代裏，如果仍只想着賺錢，好像有點兒那個。」
打破戰區災區「規矩」
那顆想要「打破」傳統追求的種子開始萌芽，並且獲得資深攝影師秦偉、戰地記者張翠容，以及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從事照顧流浪兒童的人道工作、後遭伊拉克武裝份子綁架的高遠菜穗子等前輩的「加持」，令他的夢想不斷燃燒，終在2008年踏出「舒適圈」，邁向另一條跑道。為了加盟ICRC，他先到日本早稻田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再前往法國留學，以提升法語水平，後又加入香港紅十字會，前往四川汶川及甘肅舟曲等地參與災後重建，藉此不斷學習多國語言、累積救援經驗。
「我離開香港之後幾年，年輕人之間突然很流行『裸辭』，聽起來好像很『有型』，但我很慶幸當年自己沒有做這件事，不是說『有型』或『浪漫』不好，那一剎那的爆發力確實很吸引人，但如果你希望夢想之路可以走得更遠，反而需要循序漸進地計劃好，否則你追夢之後的落差會很大，可能很快就走不下去了。」不知和星座有沒有關係，但乍聽之下，葉維昌真是非常標準的魔羯男，有着一種打破傳統規矩的衝突感，卻總能腳踏實地收服人心。
即使身處戰區，葉維昌也不忘在秉持專業的同時，繼續打破很多既定的前線規矩。例如，兒時已經酷愛打排球的他，曾在時不時就有人投擲汽油彈或亂槍掃射的阿富汗街頭，和同樣熱愛打排球的塔利班聯絡人打起了「排球外交」，這種坦率和大膽令他成功取得對方的信任。
又如，2015年協助緬甸處理羅興亞難民潮期間，再次打破當地災民對國際組織的刻板印象——「有個長官說我很特別，一來他從沒見過『亞洲人』可出任國際組織的高級職位，二來以往外國人多數對他們指手劃腳，而我是去幫助他們尋求共識，讓大家都有下台階。」不過，他也曾害怕和怯懦，甚至趁放假回港期間偷偷應徵新工作，但這種焦慮和不安最終被母親和姐姐打破：「一個是典型的香港師奶，另一個是『中環手袋黨』，她們說我辛苦準備了七、八年，就是要在需要的時候去需要的地方，沒有理由怕死，更不可以逃走。」
打破「行之有效」的枷鎖
一晃就過了七個年頭，對於這一代年輕人念茲在茲的多場社會運動，例如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領行動、2016年旺角騷亂，葉維昌通通沒有經歷過。他雖有「遺憾」，但更「慶幸」自己不在香港，「因為作為香港人，能有一個較遠的距離，得以相對客觀地認識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畢竟在亂世當中能夠保持清醒真的是種奢侈，當然我也為香港感到傷心。」
「我就開始想，是香港給了我穩定的基礎，讓我有機會去挑戰國際機構，當我在外面打滾了十年之後，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回饋給今天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呢？」葉維昌提到，過去幾年他雖然不在香港，但也留意「本土思潮」的炙熱討論，他也因而漸漸擔心，「如果整個香港的大部份年輕人都只在乎這個議題，而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在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尋求更大的自己，那麼，香港的年輕人會否因而錯失這些契機？」於是，除了回港盡孝之外，他也希望能為今天的香港做些什麼、為當下的年輕人打破些什麼。
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牽頭的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正好能讓葉維昌一展所長。葉維昌本就希望透過分享自身的經歷，告訴年輕人大家仍然有很多可能性，例如成為國際外交人員；而作為實踐型的智庫，MWYO除了招攬不少有志青年進行促進青年參與的政策研究，還會嘗試透過各種各樣的計劃去落實，藉此證明他們的倡議絕對可行；所以，當劉鳴煒力邀葉維昌加盟後，兩人一拍即合，而後者先是擔任MWYO的社區事務總監，最近已晉升為營運總監。
「如果這麼小的城市有五到十個在國際機構工作的香港人，我相信我們以後找國際議題代表的時候，不一定只是找沈旭暉，也不一定需要重金聘請哪個國家的教授來講，我們自己就可以培養出這班人。而當香港有愈來愈多這樣的人，整個城市所討論的議題和話題的質量就會完全不一樣了，普羅大眾所涉獵的範圍也會愈來愈廣。」這一次，葉維昌想「打破」的，不只是港青的出路或者社會的關注，他還想打破很多所謂行之有效但實質莫名其妙的官僚枷鎖。例如MWYO去年推出首個「企業實習計劃」，讓就讀名校以外、出身普通家庭的中六學生有機會進入大型公司實習工作，想藉此打亂「傳統實習加速貧富懸殊」的定局，「很多人以為在香港『識人好過識字』，我們就是要打破這些前人留下來的常規，創造更多可能性。」
打破新舊世代間的牢牆
葉維昌的如意算盤敲得響，但好巧不巧，當他剛剛離開槍林彈雨的戰區回到香港，就遇上催淚煙瀰漫的反修例風波。朋友都忍不住打趣說，他是從一個戰場走到了另一個戰場，甚至有不少人希望他站上這個戰場的前線，「真正為香港年輕人做些什麼。」不過，葉維昌並沒有如他們所願，而是秉承以往出入烽火大地的中立態度，把私人立場藏了起來。
「朋友問我可不可以評論一下，我說我評論也死，不評論也死。評論的話，不是說我抽離，就是問我到底幫哪一邊，還有責怪我為何不能像他們那樣把話說得不留餘地。」也許是見慣了硝煙，也更加明白顧全大局的可貴，他還是選擇盡量不讓自己陷入某種情緒當中。儘管他自稱為「主和派」，但兩大陣營還是把他視為「兩邊不是人」的「中間派」，少不了對他口誅筆伐，但他最難過的，不是自己面對的壓力，而是香港人之間非要鬥個你死我活的撕裂。
葉維昌總是苦笑道，外國打起仗來都沒有香港這麼撕裂，起碼阿富汗人逃難時仍會互相扶持，塔利班也可以與美國和談，但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間卻是不共戴天。於是，這道基於年輕人和老一輩之間互不認同的牢牆，以及所謂「黃絲」和「藍絲」之間水火不容的局面，就成了葉維昌當下正在努力「打破」的首要任務；在他和MWYO團隊的策劃之下，他們自2019年底發起名為《「傾」城：今年暑假，我們不一樣了》的活動，廣邀不同光譜人士同場對話。
「有些人會很在乎『輸』和『贏』，但我總會反問他們，到底想不想解決問題？如果想的話，不管是特區政府還是上街的朋友，都不能期待任何一邊會『全輸』或者『全贏』，重要的是如何能讓大家最後都有所得。」這話聽起來很理想，但執行起來又談何容易？但葉維昌堅信，只要在兩極之間建立橋樑，待大家心平氣和的時候，仍須透過和談來解決問題—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像他那樣的「主和派」，以及他那一輩的「中年人」，就是時候發揮串連不同群體和不同世代的重要作用，而不能夠懦弱地渲染兩者之間的割裂和不同。
打破社會的躁動不安
談及如何化解紛爭，葉維昌分享了一個小故事。他在2018年邀請國際紅十字會主席Peter Maurer到訪香港科技大學，與校長史維針對「科技創新對人道行動的挑戰和機遇」進行對話，席間有科大學生挑戰Peter Maurer指，國際組織已很落後，而Peter Maurer回應時承認他們的確是「大笨象」，他們也有需要學習年輕人的新世界，「但年輕人也應該記住，世界永遠包含很多不同的世代，當我今天坐在這裏坦承我們不足的時候，我也希望你有勇氣認識舊世代，因為舊世代還沒有完結。」葉維昌希望以Peter Maurer的回應寄語今天的年輕人，也藉此提醒像他一樣的中年人，「我們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想辦法串連新世代和舊世代。」
「躁動並非香港獨有，過往幾十年所建立起來的共同價值正在瓦解，世界有點像是回到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那個渲染意識形態理想化的時代，但長此以往人類可能會end up在一個很不幸的事件當中。這是我對這個時代的不安，人與人之間的關卡愈來愈多，排外的情緒愈來愈激動，但如果能夠回想過去三十年全球化所帶來的美好果實，反思我們當初是如何建立大同，今天的我們就不應該反其道而行。」也許是在戰火之中看透人性的可愛和可憎，只要回憶起不斷經歷內部戰亂和外族入侵的阿富汗人民都能夠保持笑臉，「香港這個地方還有什麼人有資格說自己沒有辦法再開心呢？相對於分裂，這些美好才是更值得被歌頌和延續。」
對於年輕人念念不忘關於「民主自由」的價值追求，葉維昌認為，凡事只要走向極端，好事都會變成壞事。他2014年阿富汗駐守期間，有位年長的同事年輕時候曾是塔利班，但當對方終有機會票選總統的時候，他卻向葉坦言「感覺很奇怪」—「年輕時我參加塔利班對抗蘇聯，後來阿富汗內戰、美國入侵，我都打不動了，就參與人道工作。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我也以為我投下的這一票會很震撼很開心，可是當我投完這一票，50幾快60歲的我，卻還沒有辦法像你們那樣，可以和我的子女坐在公園裏面曬曬太陽，而毋須害怕炸彈襲擊。你說這一票對我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在塔利班的極權年代，我還能自由在街上走，但今天已經不行了。」這段話讓葉維昌一直在反思，到底哪一種管治模式才能為那個地方的人民帶來最多的可能性、為他們提供簡單舒服的生活；遺憾是，目前的答案是無解。
「當年開始往外闖，就像當下的年輕人那樣，嘴巴很謙虛地說世界很大、有很多東西要學，但心裏想的是世事已經被我看透。回來香港之後，我也在調整我的世界觀。小世界也是世界，不能說全球的世界就一定比香港的世界更大或者更重要，所以我也期待將來能夠謙卑地接觸每一個小世界、認識每一種新思維，而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勇敢地去認識不同的小世界，就算當下沒有辦法大同，但仍應該盡力在各個小世界當中建立橋樑，把它們串連起來。」葉維昌以「人」和「仁」來歸納過去十年的人道救援經歷，並以「忍耐」的「忍」和「惻隱」的「隱」來預測接下來的挑戰，「如果大家希望香港恢復穩定，既要忍過這個階段，也要對不同群體有惻隱的同情之心，過程當中肯定會有很多不如意，但只要捱了過去，我們就不需要那些很極端或者很嘩眾取寵的聲音來代表自己，每個人都可以談論很中性的問題。」
上文刊登自第24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1日）《與葉維昌對話——從戰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