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扯下民主遮羞布 還有什麼值得香港趨之若鶩？
「是時候療癒美國了⋯⋯讓美國這個可怕的妖魔化時代，從現在、在這裏結束吧！」美國大選結果漸趨明朗，民主黨拜登在取得史上最多的7,500萬張普選票及預料獲逾300張選舉人票的情況下，以總統當選人身份發表勝選演說，呼籲美國人團結一致。世界或可「鬆一口氣」，但在自視屬西方民主陣營的香港，不少共和黨特朗普支持者陷入哀鳴，民主派甚至掀起「撐特VS撐登」的撕裂戰。
香港除了「反中撐港」的幻想，更應看到這個令人趨之若鶩的民主政制如何亂象叢生。因為香港與美國本就有幾分相似——同樣高舉「例外主義」，自命高人一等，漸漸不思進取，無法與時並進；同樣迷失「資本主義」，放任市場扭曲，無視中產萎縮，漠視貧富懸殊；同樣面對「民粹主義」，深陷「否決政治」，社會二元對立，裂痕無從癒合。可想而知即使拜登勝選，美國得以喘息，但如果無法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破除金權結構、改革公平選舉，恐怕難逃衰落命運。
當我們藉着大選投射對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期盼，又怎能忽視大選暴露的種種深刻教訓，而不加以反思香港自身的困境？否則，我們也只能走向妖魔化的時代裡去。
盲撐特朗普有違價值追求
美國大選點票以來峰迴路轉，向來推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香港，隔岸觀火得格外肉緊，但無論現任總統特朗普有多藐視民主、無視自由、侵犯人權、破壞法治，香港竟像台灣一樣，有四成人「支持」他連任，完全有別於其他地區。兩地之所以反世界而行，主要深信「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儘管不認識美國問題，也不懂得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別，更不了解兩大候選人有何政綱，但只要有人「反中反共」，就能為「受中共壓迫的」港台洩憤。
不過，一眾在反修例風波中對抗爭派忍氣吞聲的「和理非」，眼見「黃絲」秉持「雙重標準」，終於按捺不住奮筆疾書，炮轟一廂情願的幻想背後，充斥民粹、無知和自私。
例如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者葉健民直斥特朗普種種不是，有違港人價值追求：「假如我們支持以謊言偏見仇恨無知去治國的賤男摧毀地球上最重要的民主體制、讓他繼續左右世界未來殘害蒼生，香港的抗爭還值得世人支持嗎？假如我們不理美國朋友的福祉死活，還有顏面去要求人家關心自己嗎？我們只顧自掃門前霜雪，世界各地人民卻必須愛惜香港，這又是什麼道理？」
本身是香港海外研究生民主聯盟成員的自由撰稿人莫哲暐亦慨嘆，在反修例期間，不時有人高舉馬丁路德金的名句「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任何地方的不公不義都威脅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義），從而呼籲國際關心香港，但他近月發現，不少香港人相信的，只是「Injustice in Hong Kong only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只有香港的不公不義，才會威脅世界的公平正義），所以「我們所受的痛苦就是真痛苦，全球都要關注我們」，而我們可以不理別人痛苦。
緣何選來選去都是老頭子？
這番罕見的陣營撕裂，自上周三（11月4日）大選投票結束以來，隨着雙方選情咬緊，爾後由於關鍵州份從紅翻藍，特朗普因而指控拜登選舉舞弊，連帶香港「特粉」群情洶湧，甚至大肆批鬥一些澄清「黑箱點票」流言的KOL和媒體「跪低」、「變節」；直到兩者差距愈見明朗，多間外媒紛紛推算拜登勝選，香港「特粉」更是如喪考妣，在悲傷中不能自拔。
即使特朗普打算與拜登就選舉結果對簿公堂，力圖透過法律解決政治問題，相信拜登仍然可以合法當選，但無論最後如何告終，這場「老人之戰」都未能盡如人意——假如74歲的特朗普連任，即「狂人政治」再現，可見美國那套令人趨之若鶩的民主選舉制度繼續催化民粹走向極端；假如將屆78歲的拜登勝選，則是「庸碌長者」當政，反映所謂民主選舉其實根本別無他選，而且造成搖擺政治，相信無法延續施政理念，遑論要作長遠規劃，根本不利社會發展。
至於「入戲太深」的香港人，除了「反中撐港」的幻想之外，其實有太多問題值得深思——為何美國如此民主，但選民的選擇如此有限，選來選去仍是兩個老頭子？為何美國如此先進，但選舉的機制如此落後，不但幾經篩選、並非普選、有違「每票平等」原則，而且點票效率極低、選票可能突然作廢？更重要的是，即使經過民主授權「登上特下」，美國本身所面對的意識形態教條、金權結構固化、種族貧富差異、社會保障薄弱、中產階級衰落、陷入民粹主義、技術升級困難、經濟停滯不前等等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嗎？
世界在變但美國不變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本身有什麼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對香港而言，是否似曾相識？
早在2016年3月，當美國總統初選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競爭甚至引發支持者互相廝打，時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便撰寫《特朗普主義和美國民主的困境》一文，剖析政治暴力的表因在於特朗普的火爆言論，內因源於美國的分裂政治，而分裂在於美國中產階級的憤怒，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四年過去，鄭永年的分析仍然極具參考價值，因為美國不但沒有挽救中產危機，甚至陷入空前分裂。
作為資本主義的龍頭，美國經濟和香港一樣，向來呈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富豪結構，例如《福布斯》2015年底公布的研究表明，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擁有的財富，高於整個美國中下階層所擁有財富的總和，而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更指出，收入差異並非社會分化的全部，因為美國白人與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間的差距更大，前者是後兩者的22倍和15倍。
鄭永年認為，種族和貧富差異向來植根美國社會，只是以往都被解決得較好或者被壓抑下來，但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法律配套）未能隨機應變時，差異情緒會被激化，暴力自然無可避免。他解釋，全球化浪潮為美國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導致產業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轉移，當舊有的產業被轉移出去而新興的產業還未及時形成，製造業的衰退難免影響美國的就業結構，即使轉向金融和信息產業，但基於技術的進步，傳統的中產職位被大量縮減，令中產相當尷尬，原有工作要麼被掌握龐大資本的商家「剝奪」，要麼被掌握低端技術的底層「剝奪」，難以維持原來的生活。
中產衰落造成否決政治
那麼，中產的衰落緣何造成政治的分裂？鄭永年說，以往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得以約束民主及共和兩黨，不可走得太左或太右，促使他們達成共識政治；但如今，中產階級群體已經從70%縮減至50%，明顯失去制衡兩黨政治走向極端的力量，令共識政治不再。
正如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4年在美國學術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所撰《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提及，所謂的「美國民主」，其實已經從「民主制度」轉向「互相否決制度」，因為兩黨在國會內部毫無共識、互相否決，早已令民主變質，不讓任何人做事。
這或多或少讓人聯想起香港。曾幾何時，最能代表香港整體社會利益的民主黨，正正是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代表人物多從草根向上攀爬成為社會精英，普遍受西方價值影響，嚮往自由生活，講求務實政治。然而，隨著香港經濟環境變遷，中產優越地位受到侵蝕，民主黨備受左派愛國主義和右派激進主義的夾擊，漸漸迷失自己，成了激進的一群。
「邪惡鐵三角」蠶食美國
四年過去，美國不但沒有走出中產衰落的困境，基層生活也愈見艱辛。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經濟政策實踐教授Jason Furman於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從1948到1973年，美國實際家庭收入中位數每年增長3%。按照這一速度⋯⋯一個兒童比自己的父母擁有更好收入的可能性是96%。但自1973年以來，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每年僅增長0.4%⋯⋯結果是，28%子女的收入低於自己的父母。」
《金融時報》去年把美國的生產率增長放緩、社會不平等加劇、一次次巨大金融震盪等三大問題形容為「邪惡鐵三角」，並把美國經濟辜負人們希望的根源歸結於「食利資本主義/尋租資本主義」——市場和政治權力允許享有特權的個人和企業，從所有其他人身上榨取大量租金，導致不平等加劇。這與美國為人詬病的「金權政治」息息相關。
完全開放的金融業，扮演着「尋租資本主義」的關鍵角色，而且像惡性腫瘤一樣擴散，雖然為信貸活動提供資金，但並不利於總體生產，因為優質的人力會把房地產抵押，用於那些不事生產的地方，以賺取最大利益，卻加深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Thomas Philippon等學者曾經估算，透過「尋租」，金融專業人士與私營機構其他領域從業者之間的薪資差距達到30%至50%。
因為「尋租」，金融公司管理層的薪酬增幅同樣驚人，英國行政總裁的平均薪資與普通員工的平均薪資比例從1998年的48：1增加至2016年的129：1，而美國則從1980年的42：1大幅飆升至2017年的347：1。因為管理層薪酬與公司股價掛鈎，直接鼓勵管理層通過操縱收益或借錢回購股票以提高股價，但實際結果並沒有為公司增加價值，而是為管理層增加財富。更令人擔心的是，急遽增長的金融活動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生產率的增速，直到信貸過度增長，就會導致金融危機。另外，避稅問題同樣顯著。
白人至上犧牲公平正義
按理說，由於貧富懸殊極其嚴重，若要挽救中產衰落，最好就是透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增加民眾收入、減輕生活負擔；可惜，由於美國迷信美式資本主義和放任經濟教條，向來把「財富再分配」視為等同「社會主義」的「洪水猛獸」，並沒有着手改革。
再者，政客大都習慣把美國自身問題歸咎於中國輸入產品或低工資移民，即把本地的不平等加劇和生產率增長放緩扭曲成外國造成的問題。例如特朗普便認為，美國就業崗位的流失，源於雙邊貿易的失衡，但很多經濟學家已經反駁指，「聚焦貿易和移民造成的損害可以獲得政治上的回報，但這條思路是錯誤的，能產生更豐碩成果的一條思路是檢視當代尋租資本主義本身。」
為何美國迷信美式資本主義和放任經濟教條？頑症在於根深柢固的「美國例外主義」——指例外、獨特、出類拔萃，「相信美國所有的歷史道路，跟支配着其他國家的常規和法則不同。美國不僅是更大更強的國家，更是一個異例，它是自由的傳承者，道德上比歐洲（以至全世界）優越」，必須在世界扮演領導角色。問題是，這樣一股歌頌美國的力量，實質是一種危險的意識形態，令很多人沉醉在其價值觀的優越感當中，既無法看清自身問題，也無法看清世界大局，就算隱約感覺國家出了問題，不是抱着馬上否認的反射心態，就是受制於信仰教條，不敢打破框框大膽改革。
所以，中產的衰落無法挽救，美國甚至走上極端保護主義、否定多邊主義的死胡同。至於變本加厲的種族矛盾，也同樣源於認為自己高人一等的美國白人，長期不願接受美國早就不再是個由白人佔大多數的國家的事實，繼而抗拒改革對非裔和拉丁裔的不公待遇和制度。
香港與美國驚人相似
乍聽之下，美國和香港真有幾分相似——同樣高舉「例外主義」，自視高人一等，漸漸不思進取，無法與時俱進；同樣迷失「資本主義」，放任市場扭曲，無視中產萎縮，漠視貧富懸殊；同樣面對「民粹主義」，深陷「否決政治」，社會二元對立，裂痕無從癒合。
正如《香港01》早已不厭其煩地指出，香港的深層矛盾和結構問題，根本源自殖民時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導致資源分配長期傾向既得利益，逐漸形成腐敗扭曲的資本主義；直到回歸之後，被「AO黨」（政務官員）主導的特區政府，仍然囿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教條，遲遲未敢重整根深柢固的利益格局，令經濟結構固化、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使得普羅大眾營營役役、焦慮不安。
偏偏，特區政府卻堅持死守放任無度的自由經濟——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未能摒棄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無法秉持客觀批評放任無為的施政舉措；錯誤定義政府的經濟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舉制訂推動經濟轉型的產業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義，與普羅大眾共享發展成果；錯誤理解香港與區域和全球發展的角色和關係，不但未能學會如何與周邊經濟保持良好競合關係，反而繼續閉門造車。
因此，即使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金融海嘯，就算香港經濟明顯惡化、資產泡沫日漸突顯、港人生活品質急速下降、資源衝突愈發緊張、市民怨氣不斷累積，甚至藉由政治問題持續爆發，但一眾精英仍然未能預見香港已經徘徊於淘汰邊緣，反而繼續傾斜既得利益、繼續迷信滴漏效應、繼續鞏固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
民主美國選舉不公
不少人將香港自身的問題，歸咎成中央政府遲遲未能推進民主政制。但反觀美國，就算經過二百多年民主選舉的洗禮，那些問題可曾迎刃而解？
公道點說，美國不是沒有精英提倡改革資本主義。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不少滿懷激情的年輕人都在反思金融資本霸權和市場壟斷所帶來的種種弊端，甚至希望公共政策能夠注入更多公平正義、關懷弱勢、限制財富過度累積的元素。兩度打算代表民主黨出戰總統大選、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參議員桑德斯，便是改革力量的代表人物，主張全面免除學債、擴大社會保障、完善醫療保險、徵收大企重稅。不過，儘管桑德斯備受年輕人歡迎，但傳統精英卻未能擺脫「路徑依賴」，難以正視資本主義的缺陷。
所以，桑德斯未有獲得民主黨提名，美國人也未有獲得改革社會的選擇。如果說「有得揀，先至係老闆」，那麼，美國人可能比香港人更「無得揀」。
很少人願意承認，自詡最古老、最優秀的美國民主選舉制度其實幾經篩選，而且毫不公平——先要經過初選、黨代表大會，以及全民投票等程序，再由538名選舉人組成的選舉團根據全民普選結果進行投票，取得270張、即一半選舉人票的候選人才能當選總統；其中「538」代表100個參議院議席、435個眾議院議席，加上首都華盛頓特區特享的三張選舉人票的總和，而選舉人可以「叛變」，即不按照普選結果投票。
為什麼說美國選舉不公？因為選舉人票的產生，由各州和華盛頓特區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選和「勝者全取」的原則取得，但50個州獲分配的選舉人票數量並不均等，取決於該州在參眾兩院所獲得議席的總和——參議院按平均原則劃分，每州獲得兩個議席，眾議院則以人口比例分配，但為確保少數權益，人口再少的州份至少也會獲分一席。
鮮有政客推動政改
因此，有4000萬人居住的加州（California）合共擁有55張選舉人票，而只有100萬人的特拉華州（Delaware）州也有三張選舉人票，但前者平均72.3萬人才有一張票，後者則是33萬人，明顯不公。而且，「勝者全取」的原則也導致第三方候選人難以打破兩黨主導的局面，因為勢單力弱的他們根本難以在任何一個州份取得最多票數，即無法取得任何一個州份的選舉人票。更重要的是，獲得最多普選票數的候選人，未必能夠取得最多的選舉人票，也就是說，總統未必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違反了「多數決原則」。
為何民主的美國，會制定一套並不民主的選舉？無可否認，它本是美國避免分裂的基礎，用以團結立國之初的邦聯。1787年舉行制憲會議期間，不少與會者反對「全民普選」，認為民眾難以清楚認識候選人，亦擔心善於煽動民眾情緒的政客得以掌握過大權力，甚至造成暴民政治，所以決定採取「選舉人團」制度，由各州議會自行制定各州選舉人的產生方式，藉此間接反映各州民意、平衡各州權力，避免直選帶來的潛在禍害。
然而，200多年過去，美國公民社會發展早已相當成熟，但人們卻未能享有更加公平的選舉待遇，因為鮮有政客敢於提倡甚至推動政制改革。一個赤裸裸的現實是，儘管它限制了選民選擇，卻強化了兩黨政治，令所有得以進入制度的從政者，必須繼續鞏固這套規矩。例如2016年大選時受惠於這套不公制度的特朗普，曾於2012年狠批「選舉人票制度是民主制度的災難」，但他自上任後卻不敢修正所謂「民主災難」。
但美國社會早就受不了這套選舉機制。《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發出了疾呼——Farhad Manjoo在《我們不能再這樣投票了》中，呼籲選民反思美國選舉制度有多低效、不公、落後，導致總統大選可謂醜陋不堪、荒謬曲折到可能毀滅世界，儘管混亂、官僚、公然威脅恐嚇等等本來就是當地選舉的特色。Jesse Wegman也在《選舉人團制度將毀掉美國》當中提及，「當今的選舉人團制度運作情況尤為鮮明地提醒人們，我們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沒有其他先進的民主國家使用這樣的東西。」
藉美國反思香港民主
今時今日，這套選舉機制明顯已經落後世界發展形勢，無法適應廿一世紀重大的政治、經濟、人口變遷所帶來的挑戰。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在全球化時代當中好好平衡市場經濟、種族文化多樣性，以及民主政體等三種關係。
美國民主制度的失衡，正是表現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失衡。鄭永年曾經舉例指，大眾民主的最直接表達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的最直接目的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從「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轉換需要條件，即在得到一份之前，需要先貢獻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貢獻一份，民主體制就不可持續—「一人一票」的民主之所以能夠保證「一人一份」，源於政治人物必須這樣做，否則就得不到選票，但是，「一人一票」卻無法保證一人貢獻一份。
在美國的精英民主時代，由於政治人物需要資本的推薦和支持，所以必須考慮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但在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物的重要考量變成了選票，這使得他們急遽向選民傾斜，導致對資本不利，當資本發現形勢不對，就會選擇出走；全球化為資本創造了流動的機會，但政治和社會根本無法流動，這就形成了三者的失衡，搖來晃去。
可想而知，即使拜登勝選，美國可能獲得喘息空間，但如果無法徹底修正資本主義、破除金權結構、改革公平選舉，恐怕仍然難逃衰落的命運。當我們藉着大選投射對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期盼時，又怎能忽視以上種種深刻教訓，而不反思香港自身的困境？須知道，如果我們無法自我「療癒」，那麼我們終將也會走向「妖魔化」的時代當中去。
上文節錄自第23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9日）《美國大選扯下民主遮羞布 還有什麼值得香港趨之若鶩？》。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