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解讀｜林鄭月娥必須讀懂的港澳論述和政府角色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通過備受矚目的「十四五規劃」及2035遠景建議。看著洋洋6000多字的新聞公報，從不熟悉中共話語體系和治港思維的特區政府，肯定相當苦惱——既不解為何港澳論述被縮減到只有13個字，更不明到底應該從中讀懂什麼、當下又應該做些什麼。
港澳論述大幅減少，特區被邊緣化了嗎？
個別香港媒體相當關注，公報只用「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13字論及港澳，不但比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的60字短少得多，而且刪去了「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等看似對「政制改革」舉足輕重的內容，有論者便揣測是「港澳已被邊緣化」、「一國兩制蕩然無存」云云。不過，《香港01》不以為然，反倒認為更能體現這兩個為了實踐「一國兩制」而設立的特別行政區，已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以不再單獨強調具體細節，也不再突顯有別於國家的差異。
儘管如此，有個微妙轉變值得注意。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當中，中共表明「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而到了現屆五中全會公報，則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從「支持」到「保持」的變化，其實別有深意。
「支持」意指「支援」，若要實現所「支持」的目標，視乎「被支持」一方（即港澳）的主動性，例如2014年7月中旬時任特首梁振英啟動「政改五部曲」，提請人大常委會決議需否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產生辦法，到8月底人大常委通過訂明政改原則的「831決定」，明確支持香港推進民主，港府再以此草擬政改方案，可惜翌年在「建制甩轆」的情況下被泛民大比數否決。至於「保持」，意指「維持某種狀態」，強化了「保持」一方（即中央）需要維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責任性和主動性，即假若港澳政府未能積極作為，中央極可能親力親為，例如經過動盪不安的反修例風波，中央親自制訂《港區國安法》。
可以說，相較昔日中共涉港論述，五中全會公報顯得乾脆利落，不再遷就港澳特區刻意與國家保持區隔的心態和感受，而是從國家必須維護「一國兩制」的主體責任出發——該出手時就出手。有人或會擔心，強調融合的「積極一國兩制」，可能損害「高度自治」的落實；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香港特區也是「積極一國兩制」的責任方，只要我們能夠展現當家作主的承擔、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消除河不犯井的隔閡，做好「港人治港」，中央何須事事操心？
公報內藏八字真言，可教林鄭起死回生？
至於如何做好「港人治港」，五中全會公報首次出現了八個字，可謂特區政府起死回生的祕訣。談及建構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提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正是香港化解深層矛盾和結構問題的關鍵所在。
「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一說，一般認為源自被視為「中央經濟智囊」的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學派但不相信放任經濟的林毅夫，在2009年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師期間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有別於二戰後側重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側重於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林毅夫主張「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當中強調經濟發展必須從每個經濟體「有什麼」和「能做好什麼」著手，並由政府充分發揮「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作用，輔助不同企業把各項產業做大做強。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天後，《新京報》刊登林毅夫評論文章，當中首次提到，「通過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經濟增長速度提升，資本加速積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也會隨之加快。這必然需要政府來幫助解決的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場，還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
到2014年1月，中信出版社《讀懂中國改革：新一輪改革的戰略和路線圖》一書刊載林毅夫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銜頭發表的代序文《轉型國家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再次提到那八字真言，認為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而忽略政府作用，主要採用休克療法，即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導致響應「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至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發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講話，同樣提到「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
本身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編制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的林毅夫，曾於8月底出席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林毅夫過去兩度接受《香港01》獨家專訪，曾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框架，為香港經濟把脈，又為產業政策建言——他去年向我們指出，市場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有為，而政府有為的依歸是市場有效，縱使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正面對市場失靈的問題，所以必須政府出手解決，才能令市場有效運作；至今年受訪時，他不但重申兩者的重要，而且寄語另外八字真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再被自由經濟教條綁住手腳。
中央明示暗示：香港是時候改革資本主義了！
有別於泛民主派總把香港問題歸咎於未能落實普及選舉，《香港01》向來致力破除那種粗淺的認知，因為香港的深層矛盾和結構問題，根本源自殖民時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導致資源分配長期傾向既得利益，逐漸形成腐敗扭曲的資本主義；直到回歸之後，被「AO黨」（政務官員）主導的特區政府，仍然囿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教條，遲遲未敢重整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令經濟結構固化、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使得普羅大眾營營役役、焦慮不安，而極右民粹主義趁機抬頭，並以「本土」思潮美化「港獨」幻象，把「民生艱困」指向「陸港矛盾」，再藉一次次政治矛盾引爆民怨，令香港動盪不安、撕裂不斷。
為什麼特區政府堅持死守放任無度的自由經濟？這與當局把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奉為圭臬的「三大錯誤」息息相關。首先，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未能摒棄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無法秉持客觀批評放任無為的施政舉措；其次，錯誤定義政府的經濟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舉制訂推動經濟轉型的產業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義與普羅大眾共享發展成果；最後，錯誤理解香港與區域和全球發展的角色和關係，不但未能學會如何與周邊經濟保持良好競合關係，反而繼續閉門造車——因此，即使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次按危機，就算香港經濟明顯惡化、資產泡沫日漸突顯、港人生活品質急速下降、資源衝突愈發緊張、市民怨怒不斷累積，一眾精英仍然未能預見香港已經徘徊淘汰邊緣，反而繼續傾斜既得利益、繼續迷信滴漏效應、繼續放任「失效市場」、繼續做個「無為政府」！
其實，習近平早前南下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時，已經暗示特區政府必須積極作為，致力改革資本主義，方能保持繁榮穩定。他在盛讚深圳改革開放成就、賦予當地全新歷史使命時，兩度談及「一國兩制」，明顯意在香港——首先，賦權深圳深化改革，成為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城市的範例；其次，賦權深圳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一制，與「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這一制，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最後，賦權深圳積極推進與香港同城，共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締造「一國兩制」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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