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深圳弦外之音——推進港深同城、改革資本主義、做好港人治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慶祝活動，表示「我不是很介意人們總是說深圳本地生產總值（GDP）已經爬到香港頭上」；事後有不少人介意特首的「不介意」，因為面對趕超和衰退，她無心反思施政不足，也無鬥志奮起直追。「介意」林鄭月娥「不介意」的，相信還有南下出席慶祝大會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他致詞時兩度談及深圳與「一國兩制」的關係，明顯意在香港。
首先，賦權深圳深化改革，為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尋找範例；其次，賦權深圳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制，與香港資本主義一制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最後，賦權深圳推進與香港同城，共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締造「一國兩制」新典範。然而，如果林鄭月娥「不介意」深圳的反超和香港的落後，自然也讀不懂習近平對香港的弦外之音，遑論可以痛定思痛、做好「港人治港」。
解讀習近平深圳講話（二之二）
《【港深融合】習近平深圳講話暗藏「一國兩制」玄機》一文提到，習近平6,000多字的發言當中，談及深圳與「一國兩制」關係的篇幅並不算多，但含金量甚重——例如，深圳成功發展的關鍵之一，是全面準確準確「一國兩制」方針；再如，中央之所以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希望深圳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典範，從而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可以說，深圳已不再是普通的經濟特區，而是像香港一樣肩負延續「一國兩制」的新使命，因為習近平表面上是賦權深圳，但實際上卻是敲擊香港，必須推進港深同城、改革資本主義、做好港人治港。
推進港深同城：
延續「一國兩制」關鍵
「一國兩制」無疑是基本國策，但作為最重要「試驗場」和「實踐場」的香港，近年實在難言成功。尤其是被「AO黨」主導的特區政府，自回歸之後仍然囿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教條，遲遲未敢打破根深柢固的官商共治格局，自然無法紓解自殖民時期累積至今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導致資源分配長期向既得利益傾斜，令經濟結構固化、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止、貧富懸殊嚴重，使得普羅大眾營營役役、焦慮不安，而極右民粹主義趁機抬頭，並以「本土」美化「港獨」，把「民生艱困」歸咎「陸港矛盾」，再藉一次次政治矛盾引爆民怨，始終無法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
問題是，香港作為高度依賴外部因素的經濟體，從價值鏈的上游到下游，都需要與周邊經濟體有機結合，方能形成內生動力、繼續繁榮發展。偏偏，那一場場以「民主自由」為名的社會運動，不但無法促使普羅大眾實踐「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甚至嚴重破壞陸港信任與關係，令香港陷入無邊無際的政治爭拗，不願客觀認識地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重大變化，也就未能把握借助這種變化推動自身變革的大好時機。
因此，儘管港深兩地唇齒相依，但所謂的「港深合作」，從回歸至今的二十多年來仍然只停留在非常淺薄的層面，無法形成經濟一體的共生關係，長此以往，故步自封的香港只會逐漸失去競爭力——例如「前店後廠」模式，加快了深圳工業化進程，為製造業升級和產業轉型提供相當的基礎，而香港雖然藉此轉型為低端服務和金融服務業，但過程中並沒有提升自身技術，也沒有輔助產業升級，更沒有培訓高端人才，反而導致製造業空心化和金融地產泡沫化，為經濟停滯埋下隱患。
智經研究中心曾於2007年發表《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提到早在回歸之前，穗港深三地專家已經熱烈討論將來「港深經濟」的關係應該是「合作」、「銜接」還是「融合」—「合作」層次較低，只要求生產資源互相配合，但表述上最為「政治正確」，相對而言不會觸動港人抗拒內地的敏感神經；「銜接」屬於中間層次，指經濟運行機制的互相配合，包括基礎建設、管理體制和法律配套；「融合」的層次最高，意味經濟一體化，要求兩地的發展進程相對脗合，才能進一步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暢通無阻。
如果說在2007年，港深之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差距，實在難以深入合作，那麼在2020年的今天，當深圳GDP已經超越香港，而且發展勢頭強勁，香港還有什麼拒絕與深圳達致「經濟融合」的理由？尤其是當香港亟待「雙轉型」的機遇——既從單一城市轉向大都市圈，也從金融中心轉向金融科技中心——無論是拓闊市場、開闢發展空間、發揮協同效應，港深融合都是大勢所趨，而為了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強化產業競爭合作，簡化通關程序甚至取消港深關口、建設城際快軌直通兩地甚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由香港機場牽頭落實港深珠澳四地機場一體化以統合市場互相分工、還有網絡數據的互聯互通，都是不可迴避的發展方向，也是港深共同成為大灣區「核心引擎」的基礎，更是持續發展以延續「一國兩制」的關鍵。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副教授田飛龍日前撰文，從兩大層面剖析促進港深合作有助發展「一國兩制」的邏輯。從發展方向而論，港深關係是「一國兩制」的最佳縮影，具有辯證互補的長期優勢，而最終發展方向既不是過去想當然的「大陸香港化」，也不是反向的「香港大陸化」，而是香港與內地共同面對全新改革任務和全球化挑戰的互動融合；至於政治哲學層面，港深關係具備「一國兩制」轉型發展的方向性意義，體現「一國」對「兩制」的包容、辯證、智慧、以及互動融合的憲制秩序的生成過程。田飛龍強調，面對中西之爭，不宜簡單理解成意識形態之爭，而需要以「一國兩制」的包容智慧及發展主義客觀對待；至於港深競合，香港無需自卑，但的確需要提升危機和轉型意識，與深圳互補同行，才能切合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命意和追求。
改革資本主義：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無論是習近平的講話，抑或中央在習近平南下前夕發表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都可見深圳的地位被提高到空前的水平，雖然未能成為夢寐以求的直轄市，但當中所下放的改革權力，包括深化土地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完善引進人才機制、擴大金融和航運對外開放、甚至要求廣東省積極為深圳創造深化改革條件等等，足可見深圳所肩負的「試驗」和「示範」重責，已不僅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經濟特區，更是涉及意識形態和立國根基的重大推進。
當年中央設立經濟特區，一度有姓「社」姓「資」之爭，幸而提出「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一錘定音，強調特區應該實事求是，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又利用資本工具解放生產力；時至近日，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佼佼者，改革成效有目共睹，的確「殺出一條血路」，並被寄予更高的期望，誓要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藉此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從而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再為姓「社」姓「資」定調。
一般人通常以為，「一國兩制」是指在香港和澳門實行有別於內地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然而，這種靜態思維無法深入領會「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所以更加意味深長的理解應該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共同擁有且在不同程度上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特區特色資本主義，並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修正和更新——也就是說，無論內地或港澳，理應同時實踐兩種制度，當然程度多少有所不同。
用動態「一國兩制」思維去理解深圳的發展進程，就不難看出它仍在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日前便在報章撰文，認為深圳的崛起堪稱世界奇蹟，實質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如何從改革開放前的「貧窮社會主義」狀態中找到突破口，得以砥礪前行、不斷進步；期間，深圳妥善且有效處理了市場與政府、政府與社會、持續發展與制度創新，以及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本的平衡關係，既沒迷失於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又能秉持分配正義以獲取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發展的支持，更因為沒有被外資佔據主導地位而可以抵擋外在環境的變化—凡此種種，都是深圳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
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林毅夫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也盛讚深圳的成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念的成功，完全體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林毅夫又指出，用他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去分析深圳的發展經驗，是由「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締造的，只要是企業家能做的，就放手讓企業家去做，遇到企業家不能做的，就由政府出手解決。
這麼一位能夠反映中國發展模式的「排頭兵」，進一步被賦權深化改革，不但是為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尋找一條可供複製的示範之路，甚至被要求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明顯是授權甚至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制，與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一制相互促進、融合發展，變相提醒特區政府必須反思香港這套原教旨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結構困局：
首先，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未能摒棄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客觀批判過度放任的施政舉措；其次，錯誤定義政府的經濟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舉制訂推動社會轉型的產業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義與普羅大眾共享發展成功；最後，錯誤理解香港與區域和全球發展的角色和關係，不但未能學會如何與周邊經濟保持良好競合關係，反而繼續閉門造車—因此，即使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次按危機，就算香港的經濟結構明顯惡化、資產泡沫日漸突顯、港人生活品質急速下降、資源衝突愈發緊張、市民怨氣和怒氣不斷累積，一眾精英不但未有意識到這種資本主義的扭曲和腐化，甚至沒有預見香港已經徘徊在分分鐘被淘汰的邊緣，反而繼續傾斜既得利益、繼續迷信「滴漏效應」、繼續放任市場失效，未能積極作為。
如果深圳實事求是的經驗仍然未能令香港下定決心改革資本主義，那麼，回首鄧小平當年所言，希望香港能夠如夢初醒：「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向發生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無疑的⋯⋯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進步。」——試問，我們是否為了堅守我們那教條般的「五十年不變」，而忽略甚至抗拒香港在轉型過程中的「應有之變」？當我們以不變應萬變，香港又會變成什麼模樣？
做好港人治港：
打造「一國兩制」典範
無論是纏繞經濟和民生的深層次矛盾，還是折騰香港大半年的反修例風波，甚或當中央徹底重整對港政策、全面實施「積極一國兩制」以來的連番舉措，可謂連摑港府幾巴掌，例如介入立法會內委會主席選舉風波、釐清中聯辦在港角色和權責、授權人大常委親自制訂《港區國安法》、派遣專家到港提升檢測能力以實施全民檢測等等，全都狠狠地鞭撻着「港人治港」的失敗，因為當中沒有一項是特區政府本身無法完成的。顯然，在「一國兩制」新形勢下，當特區政府無法積極作為，中央政府根本不再「等埋香港」——近日政圈尤其盛傳，林鄭月娥之所以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兩天臨時宣布押後，很有可能是因為港府仍然誤判香港問題，導致報告「無料到」，所以「被重寫」。
如果林鄭月娥出席完深圳經濟特區慶祝大會，仍然未能從習近平講話中明白「有權有責」的重要，這確實令人擔心，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員和300多名「AO黨」所主導的特區政府，究竟還可否做好「港人治港」？
習近平提到，上述《實施方案》賦予深圳更多推進改革的自主權，故要求深圳特區扛起責任，「牢牢把握正確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創新，努力在重要領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制度創新成果」；至於深圳領導班子，習近平則要求他們以創新思路解決深圳空間結構、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等諸多挑戰、並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同時，也要時刻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謹記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為官目標，必須解決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並要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令人民生活更加安全富足。
這對香港有何啟發？首先，作為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遠比深圳經濟特區高得多，其權力範疇也豐富得多，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中央之所以賦予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實行「港人治港」，就是為了打造「一國兩制」的典範，將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成果「複製」開去，既為將來收復台灣作準備，也致力促使更多城市學習「一國兩制」的互動發展經驗，實現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地方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之理性結合——問題是，香港自回歸以來，有努力行使有關權力、推動社會改革、保障市民生活富足、從而做好「一國兩制」的模範生嗎？當我們在高舉「高度自治」的時候，又是否只注重自身權力的享有，而沒有切實履行被賦權之後的重責？其次，作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又有否自覺擔起「當家作主」的責任、始終以人民福祉為依歸，致力令普羅大眾也成為既得利益的一員，共享經濟繁榮的碩果？沒有，從來都沒有！
如果林鄭月娥讀懂習近平對港的弦外之音，相信她也會「介意」自己的「不介意」。
上文節錄自第23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19日）《 推進港深同城 改革資本主義 做好港人治港 習近平深圳講話三大香港之音》。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