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四】華盛頓共識下 大市場小政府是出路 還是末路？
「華盛頓共識」由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整理後提出。時間回到1989年，當時拉美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急須進行國內經濟改革。拉美國家代表與華盛頓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現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美洲開發銀行等組織就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十項政策共識，以換取援助。
曾是世界銀行南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的威廉遜便以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的身份，出版《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一書，系統地陳述「華盛頓共識」，整理出華盛頓主張拉美國家應採取的經濟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加強財政紀律、轉移政府開支、開展稅制改革、實施利率市場化、採用具競爭力的匯率制度、開放市場、放寬外資限制、實施私有化、放寬政府管制及保護私有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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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有增長無發展泥沼
在隨後數十年，這股經濟思潮主要衝擊着拉美及東歐國家，但並非所有經濟體都能從中獲益，有為數不少的國家負債急增、通貨膨脹，經濟卻未見改善。當時拉美經濟增長僅有2.4%，比未實施相關政策前的增長率還要低，反映「華盛頓共識」並未有效地為當地帶來相應經濟發展。部份國家如阿根廷、玻利維亞等經濟陷入衰退。玻利維亞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當時政府仍無法有效管理及分配資源，貧富差距及社會不平等日益嚴重，如以一天只能獲一美元的標準計算貧窮狀況，其人數由七十年代的約一萬人暴升至1998年的189萬人；該國堅尼系數亦節節上升，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泥沼之中。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批評「華盛頓共識」：「往好方向想，它是不完整；往壞方向想，它是誤導。」他認為市場回歸自由競爭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但政治上的腐敗無能可帶來更多分配問題，直言「華盛頓共識」終告失敗，全球應該尋找「後華盛頓共識」。
政府有效干預助發展
「後華盛頓共識」強調發展是全面改造社會，着重制度改革，因此不單關注經濟增長，亦關注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議題；而與「華盛頓共識」所崇尚的無形之手不同，「後華盛頓共識」主張市場及政府均有其用處，政府角色不再是單純保護產權等基本職責（minimal role），而是在合適情況下採取有效干預。
不論是左翼主張的政府加強經濟監控，還是右翼主張的私有化及自由市場，不同經濟體理應有不同的發展模式，亦應有不同、貼近社會的發展道路，而非盲目追隨單一的發展模式。只是說易行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6年出版《金融與發展》，當中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承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好處較預期為少，更加劇收入差距，即使IMF反思問題，但不論其實質倡議或態度仍難以跳出新自由主義的窠臼。
上文節錄自第23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8日）《華盛頓共識沒落？》。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