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顧】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戰」（下）
不少民主派支持者可能和劉惠卿及何俊仁一樣，認為「袋住先」只是個謊言，一旦接受了，香港的民主之路也就此走到終點。何俊仁回頭細想甚至認為，中央從頭到尾都沒想過讓香港邁向民主化。不過，已退黨的民主黨前副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卻堅信，「831決定」絕對有修改可能，只是中間出現太多雙方都沒預料到的變數。
撰文：黃奕霖
承接上文：
「《基本法》附件本來就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是由提名委員會來提名，但裏面沒有規定它具體的提名程序、初選過程還有提名門檻，很多細節都有討論空間，如果沒有其他干擾，這問題可能比較好辦。」張炳良所說的「其他干擾」，就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說，這是中央始料未及，且令他們充滿戒心的舉動。
在抗爭中錯失良機？
「他們當時肯定在想，你為什麼搞佔中呢？這背後有什麼因素？就像北京現在看香港動亂覺得是顏色革命一樣，當時已經有人覺得是外力在介入，因為你用了一個北京非常敏感的方式，就像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一樣，所以北京有很多懷疑和憂慮。」張炳良提到，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團體提出違背《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令北京無法接受，必須嚴厲就普選方案定調，而「831決定」就是中央定調的結果，但當中仍有不少商討餘地；換言之，就算2017年特首普選不能達至民主派最理想的安排，也不代表往後的普選不能再作修改。
「前提是雙方要達成一個最後協議。關鍵點在於，2017年先按照一個泛民主派看來對北京比較有利的普選框架，那2020年就可以跟中央談判以全普選的方式產生所有立法會議席，也能就下一次特首選舉商討細節。你沒有第一步就不能做第二步，現在回頭看，最可惜的就是當時拉倒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儘管可惜，但張炳良也明白，當時不少年輕人已經不再信任傳統泛民，所以民主派並未掌握話語權，假如再像2010年般與北京達成一個重大協議，民主派恐怕會面臨更大的責難，因此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與中央達成某種協議。
雨傘運動是許多香港青年的政治啟蒙，但在張炳良看來，它也極大程度成為香港政治進程的阻礙。張文光則提醒，當時曾有一個很短暫的談判，只是大家並未抓緊那個機會—「你還記得學聯當初跟港府有過談判嗎？那次政府是真的希望談判，你知道特區政府談判不是自己能決定的，它一定要問過中央，中央是願意讓他們談判的，當時錯過了也是可惜的，那是個機會去爭取香港更大的民主，但還沒有開始就停止了。」
特區政府原訂於當年的10月10日與學聯公開會談，但在會談前一日宣布，由於學聯持續呼籲民眾展開長期佔領行動，動搖雙方對話基礎，故延遲會談至10月21日舉行。不過，經過兩個小時的對話，雙方始終難有交集，並在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特首選舉公民提名等問題出現嚴重分歧，談判遂破裂。
談判失敗的關鍵原因為何，張文光不願多作批判，他只是強調，在每個階段都曾有過談判對話的機會，2010年民主黨成功談判後受到很大批評，傘運那次則是剛開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根本談不下去，如今看來都令人惋惜。
發動傘運最終仍未得到理想的答覆，「831方案」也在立法會被否決，一切又回到原點，政改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乏人問津。儘管在本土、自決派崛起下，非建制陣營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再度奏捷，但接踵而來的宣誓風波與人大釋法，使六名非建制議員被褫奪資格，在隨後兩次補選中，民主派又連嘗敗果，香港民主運動似乎跌到前所未有的低點。
十年過去 政治面貌變何樣？
被指獲「北京欽定」的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2017年特首選舉拿下777票，輕鬆擊敗另外兩名候選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與退休法官胡國興，當選香港第五屆行政長官。緊接着，一地兩檢、修改《議事規則》、通過《國歌法》等等爭議頻發，在很多香港人看來，中央對港管治愈發緊縮了，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也變得愈來愈狹窄了。與此同時，「官商共治」的權力格局仍然主導了香港的資源分配，導致民生矛盾愈發突顯、市民生活水深火熱。在各種極端的焦慮與恐慌下，埋藏多時的壓力終於在2019年的６月徹底炸鍋，演變成至今仍未平息的《逃犯條例》修訂風暴。
「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是否愈來愈縮窄？我看是的。每一次都是這樣，每發生一個大型運動，香港人表達了意見，中央有些妥協過後總是沒有反省如何吸取民意，而是看用什麼方法加強社會控制。」何俊仁也不清楚當下的反修例風波會如何結束、香港未來的政制之路又會走向何方，但他認為，激烈抗爭手法或許會保護香港不被無底線的打壓，不過不會幫香港爭取民主。至於如何才能推動香港民主？「很多時候盡在領導一念之間，他想給你就給了，不想給他就是不會給。」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何俊仁似乎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向前走得很少是事實，但我不會說完全是原地踏步。很多人說都是你們不好，爭了普選那麼多年也沒有用，香港才變成現在這樣。是，我們是拿不到普選，但你以為香港這十年仍享有的自由、法治、人身安全是天上掉下來的嗎？」劉慧卿強調，民主黨身為泛民主派最大政黨，很多人會對他們爭取政治進程的成果感到失望，但現在香港還能保有「一國兩制」，也是戰友幾十年來貢獻的成果。
「民主黨或許還能做得更好，但我們已經盡力去做，也說了願意與中央溝通，還有什麼是民主黨能做卻未做的？如果責怪民主黨爭取不力，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爭取。」劉慧卿自評，這十年來與中央的互動是「與虎同眠」，在維護好「一國兩制」的基礎下盡力爭取民主，有些年輕人主張香港獨立或更激進的方式，做法無異於拿着筆插老虎的眼，老虎醒了，大家都可能大難臨頭。
還有什麼是民主派能做的？或者說，還有什麼是香港人能做的？究竟這十年間香港人在追求政治權利的道路上，是受到中央百般阻撓，還是在哪個環節出了差錯，在一條沒有終點的冤枉路空轉？
「我想責任不在單方面，香港人跟中央互信不夠，也缺乏溝通動力。北京對泛民主派有很多懷疑，泛民也對北京充滿戒心，雙方都要在現實政治中把一些很想當然的、傳統的假設放下。」張炳良說，從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常覺得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針對中國，加上泛民主派常到國外爭取支持，北京會覺得民主派背後一定有什麼意圖，但其實泛民沒有陰謀，只是長久以來的習慣。反之亦然，泛民主派看北京也總覺得共產黨是獨裁政權，肯定不會理會港人的訴求，任何舉動都是對香港有所圖謀，卻忽略了大陸在過去十年來扶貧、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樣呈現了中共並非只有「獨裁、不理民意」的一面。
在這衝突過程中，究竟是香港人先過度擔心中央全面介入香港、破壞「一國兩制」；還是中央先過度憂慮港人搞分離主義、危害國家主權，才導致了現在彼此敵視的狀態？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或許難有解答，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彼此猜疑之下，雙方都變得寸步難行。
「從國際政治也好、內部施政也罷，很多時候都是先走一步，再看下一步怎麼走。政改也是，中央以前有個路線圖跟時間表希望達成這個目標，但中間又有很多憂慮，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又不能沒有民主派的支持，所以北京要理解民主派是怎麼想的，我們討價還價，決定下一步可以走多大。這不代表你要同時給對方百分之百的信任，重要的是那個walking trust。」張炳良以勞資糾紛為例，打工仔與老闆本身就是矛盾，但不代表不能談判；現實政治也有模糊的灰色地帶，如果想談一定會想方設法，端看雙方想達成某種妥協的動機有多大。
「談判過程中用各種方式施壓，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施壓是為了能達成一個結果，而那個結果一定是某種妥協，不是你原本追求的那個百分之百，這點對北京而言也是一樣。」張炳良認為，2010年民主黨有勇氣與港府、北京達成一個妥協方案，讓香港向前多邁進一步，充分示範了就算有很多分歧，也能達成某種階段性的妥協。「民主黨是搞政治的嘛，從政治的角度所有事都可以做，沒有不能做的，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但就算是敵人也可以談判。」張炳良解釋，政治什麼都可以做的意思是，當你發現對方掌握了很大部份的關鍵因素時，你就一定會找方法去解決。
十年前有了不錯的開始，為什麼不能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反而讓整個政制發展變得愈來愈倒退？泛民與北京間有沒有認知到，儘管兩者間的意識形態不同、可能也都懷疑對方，但最終都必須重視彼此的存在？
對於香港這十年來政治發展的阻礙，張文光也有類似的感慨。
未來十年，還是兩條平行線？
「政治不能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從八十年代我們就說要爭取『88直選』，接着『91直選』、『95直選』……一直爭取到『12直選』，我們每四年就改一個口號、每年都說要爭取下一個直選，但是從來……我們的街頭運動都很龐大、很持久，人數也不斷增加，但是你發覺到你爭取的是一條平行線，當權者又是另一條平行線，你說你的，他做他的，永遠也實現不了真普選。」
這十年來政改之路確實像是兩條平行線，一條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一條是官方的我行我素，互無交集、沒有火花，只有一方激昂的怒吼傳到彼端，另一方坐在高處聽聞那幾聲空響在原處迴盪。張文光希望這兩條平行線有交集，既要面對面向中央說清楚他的道理，也要中央面對面告訴他究竟接不接受，但香港的民情氛圍，卻一直都不樂見這樣的方式。
「香港的群眾運動很重視純粹，他要提出的要求百分之百達成才是成功，他們不接受討價還價的過程。群眾運動跟現實政治往往出現一個歧途，我們在廣場上高歌了多少理念跟口號，在談判桌上就愈不能有所妥協。」
到頭來，沒有交集的豈止泛民與北京之間，就連香港人彼此間對於如何爭取政治權利，從來都是走在歧途上，廣場政治是一條路，議會政治又是一條路，談判政治則被打入了死胡同。
「但是權力又不存在你這一方，你不談判的話就永遠是兩條平行線，除非有一天你革命成功對吧？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嘛。」說到革命尚未成功，張文光忍不住笑了出來，革命真的能夠成功嗎？他的笑聲中早已透露了答案—但香港人不接受，因為我們公開在廣場上說得很清楚的，就不能在談判中有任何妥協跟轉變，否則就是出賣、背叛。
張文光強調，一定要闡明他現在已經不是民主黨的中央委員了，他所說一切都不代表民主黨，也不一定是該黨的主流想法了。劉慧卿也提醒，她不代表民主黨，現任黨主席是胡志偉。
「他們要思考，任何政黨也要思考，現在的五大訴求也應該在某個時候通過有代表性的力量去表達、去實現。這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我們已經不在前線、不在核心了。我只是想，現在還是兩條平行線……」張文光最後如此說道。
兜兜轉轉，一場聲勢浩蕩的反修例風波，令香港人再次走上街頭，叫喊原本消失了幾年的「我要真普選」口號，甚至把並沒有主導這場抗爭運動的民主黨推向議會版圖的核心，以91個議席成為區議會的最大黨。但，回首這十年，我們爭取到了什麼？我們又失去了什麼？
上文節錄自第19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30日）《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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