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顧】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戰」（中）
現實是，當年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黨受到盟友極大抨擊，被指不該接受「非最佳」的方案。儘管民主黨一再重申那只是過渡方案、是為了後續政改的談判鋪路，外界似乎都難以諒解。
「放在你面前的十席直選、可能爭取的過渡方案，你要還是不要？那不是很多人說想爭取的東西嗎？結果爭取到後他們又好像不想要，但往後的選舉一個個都去競選『超級區議會』，很奇怪嘛。」民主黨元老張文光似乎無奈。他強調，當時如果順利的話，有可能繼續與中央討論2017年的政改問題；如果翻開當年的報章雜誌，這是活生生的、認真在討論面對的題目。
撰文：黃奕霖
張文光坦言，當時民主黨受到的壓力與批評太大，與中央的談判也因此中斷，關於2017年與2020年的政改問題，也自然被擱置。
中斷的意思，是民主黨當時沒有意願再跟中央對談了嗎？
「當然沒有了，民主黨受到很大壓力，很多人都在罵我們。中央也沒有再找過我們，我們當然也不打算再談，因為外頭看來，（民主派）跟中聯辦溝通是很大的錯誤，所以沒有人再說要跟中央討論雙普選的問題。」張文光透露，幾年過後曾遇到當年的一名談判對手，他問對方，為何明明說好可以繼續討論雙普選問題，卻沒了下文？那人回說：「『張文』你不要怪我，我們要找民主黨談的話，你們還願意談嗎？你們根本不敢再對話了。」
張文光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情況，他卻不能反駁說對方錯了，因為起碼民主黨這邊是真實的。他認為，民主黨在當時氛圍下，確實會選擇中斷對話。至於2013年政改諮詢若能重開對話，是不是就真能解決雙普選方案的問題，同樣是個永遠未解的謎題。
但民主黨好不容易踏出了第一步，於2010年進入中聯辦的談判結果，也是香港二十多年來爭取政改唯一有收穫的一次，若就此切斷與中央溝通的可能，此前為追求香港政改進程而承受的撻伐與壓力，豈不冤枉？
張文光苦笑道，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現實就是，民主黨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爭取了十個新席位，但連同退黨的鄭家富在內，民主黨卻失去了三個議席。換言之，談判雖然對香港民主有所幫助，卻也讓民主黨受到重大傷害，第一時間只能選擇保護自己的政黨及年輕世代。
「民主黨受了一些傷害，只能慢慢重新出發、收拾山河。我們要不斷增加立法會議席，也要讓區議員成長起來，有些事就不能做了，更大的民主進程我們已經無力兼顧，我們怎麼能做那麼多事呢？我們幫立法會爭取多了十席，結果自己卻虧損了三席，你要我再去嗎？你再去，外界也不接受了，不是嗎？」張文光也清楚，雙方的交集永遠都是互動的，對民主黨而言，既已付出了慘痛代價，倘若中央有誠意，應該主動接觸他們。
有趣的是，對中央而言或許也是如此，你不來找我，我為什麼要去找你？於是，曾經有所交集的兩條線，在2010年的談判過後，又回到兩條平行線，並一路相望。
背水一戰，不再妥協
直到2012年特首選舉，受誠信質疑的梁振英當選，引發多場「倒梁」示威，令特首認受性及普選訴求再度備受公眾關注。然而，梁振英於2013年1月16日公布首份《施政報告》時，僅以160多字交代會於「適當時候」就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展開廣泛諮詢，引起民主派不滿；同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提出以「佔領中環」方式癱瘓香港政經中心來迫使中央落實「真普選」。
不久後，民主黨中委通過決議參與「佔領中環」行動，又聯同公民黨、工黨、人民力量、社民連、民協、新民主同盟、街工、教協、社總及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鄭宇碩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副教授馬嶽等，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方案，即只要特首參選者獲得指定數量的登記選民提名就可成為候選人，以防中央設置篩選門檻。於是，在港府提出政改方案的首輪諮詢之前，各路人馬已經摩拳擦掌，各種方案百花齊放。
「那時候我覺得要施壓，這是重要的關鍵點。人大常委在2007年決定要我們等十年，也要求我們2012年接受妥協走前一點點，我們不能再退了，2017年中央一定要落實普選，不能再反口了，反口的話香港就沒有希望了。」何俊仁形容，2013年的政改諮詢是香港人的「背水一戰」，民主黨當年因為妥協被批得如斯悽慘，等的就是這關鍵時刻，如果中央違背2017年落實雙普選的承諾，該黨就會支持「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方式向中央施壓。
不過，什麼是民主黨心中可以接受的普選方案？何俊仁與劉慧卿說得很清楚，民主黨很有彈性，普選特首不一定必須有公民提名，當然有便最好，但就算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只能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也無妨，只要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只要民主派有機會派代表參選，形成一個有意義的競爭，民主黨都能考慮接受。
只是，中央這次沒有給出民主黨想要的讓步。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即「831框架」），當中涉及「三落閘」—提名委員會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必須依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做法，即維持在1,200人，並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特首參選人必須獲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數限制在兩至三名，並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另外，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不變。
「831框架」的一錘定音，民主派表明無法接受。不久的9月中下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學民思潮（雙學）率先發動學生罷課，但領袖之一黃之鋒在示威活動後突然衝入政府總部東翼迴旋處被捕，引發大批市民到場聲援。至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提早「佔中」，及後不少市民日以繼夜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等核心地帶，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定》。這場同時被冠以「雨傘運動」的抗爭運動，直到12月15日才在警方全面清場下落幕。
諷刺的是，港府於2015年4月22日公布以「831框架」為基底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後，各方民調顯示，接受或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比例，都比反對的來得更高。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更在立法會投票前夕公開承諾，政改方案只是「袋住先」而非「袋一世」。由於民主派反對立場鮮明，政改方案幾不可能跨過支持門檻，但最終卻是在大批建制派議員離場「等埋發叔」的「甩轆」情況下，戲劇性以8票支持、28票反對被大比數否決。
「我問『中央』是不是還有時間表、是不是下一步提名委員會會有改革？他們說沒有，『831方案』就是終點，我還有理由接受嗎？」何俊仁以此解釋他最終選擇「原地踏步」而非「循序漸進」。然而，王光亞不是已經表明，「831方案」只是「袋住先」、往後的選舉辦法亦非一成不變嗎？何俊仁說，他的理解與王光亞有出入，他相信「831方案」就是中央所謂的「真普選」，不管日後會否再研究修改，但在名義上和法理上都已經走到程序終點，可改可不改。
平情而論，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有票總比沒票好，儘管「831」的諸多門檻不盡人意，但至少特首還能一人一票選出來，似乎也比原地踏步好得多。不過，何俊仁認為，若以「831方案」於2017年選舉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將會提出一位極差的候選人與中央屬意的林鄭月娥「陪跑」，屆時林鄭就可挾200多萬票的民意授權上台，情況只會比現在更糟糕。
劉慧卿也認同，「831決定」就是中央所說的、《基本法》規定的最終普選方案，即便只有兩名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認受性不高，只要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在中央眼中就算是普選了。
問題是，「831決定」公布後，民主派所接收的信息，是否就是政改方案不可能再修改了？劉慧卿的回答與何俊仁類似，認為將來可能再修改，但她不知道修訂空間在哪裏，也不知道是在多遙遠的將來，只知道這就是中央所認定的「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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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30日）《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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