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三】科技的作用:應對零散化 保證零工收入

撰文:張夢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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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友好的合作社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都茁壯發展,惟在香港發展得頗為滯後,香港的配套法例落後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在本港,如邱林川教授等倡導平台合作主義的人士期待利用科技與合作社的連結壯大合作社。

承接上文︰

【平台合作.二】合作社在香港的困局:政府冷待 欠缺配套支援

對於合作社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國外不同的合作社組織者有不同的想法。邱林川說:「我們這幫(推動平台合作主義的)人會想要有一個『替代』,要有一個後資本主義的組織形態,如果他們(國外合作社組織者)的社會不是惡性而是相對良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好像北歐和加拿大,他們就不會希望推翻過去的制度。」

邱林川舉例說,在平台合作聯盟組織的會議上,有芬蘭與會者認為他們和Google等科技巨企是共存的關係,他們的出現是讓手機軟件更加多元。「芬蘭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但它那個資本主義比很多地方的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高福利、非常平等,他不覺得資本主義有那麼邪惡。」相反,美國的與會者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就尖銳得多,這都是合作社組織內部和外部經濟形態環境之間互動所產生的路線差別。邱林川強調:「社會是最鮮活的,包括勞動者的需求也不斷地發生變化。」

在香港,內部組織和外部環境對合作社造成的影響,是合作社各種營運困難。胡美蓮無奈地說,合作社在香港可能還停留在組織生活實踐經驗的層面,其影響力尚限於對個體社員及合作社所處社區。一如中大基層關注組的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中大同學對女工合作社提供的服務感滿意,基層關注組成員John認為,合作社猶如示範單位一般的存在,證明了經濟民主、職場民主的可行性,正是這一理念的踐行,令其不斷引起學生和社會人士的關注。

基層關注組成員John認為,合作社證明了經濟民主、職場民主的可行性。(鄧倩螢攝)

對於合作社在香港未來的發展,邱林川頗為樂觀,認為香港歷史上有很強的合作互助傳統,社會經濟土壤非常肥沃。他從科技角度觀察合作社運動,覺得科技也許會給合作社運動帶來更好的前景,而組織合作社不一定要遵循《合作社條例》來註冊,可透過其他形式來實行,如以社企形式註冊但依合作社模式運營,只要保證社員的決策權,方法是可以變通的。

隨着就業愈趨零散化,截至2018年第二季,本港零散工人數(包括自僱、兼職、臨時工、固定期限合約工)為77萬,佔勞動人口的21.6%。邱林川及其團隊目前正在做關於香港不同行業零散工的研究,計劃在兩年內為零散工組織成立合作社,繼而通過「平台+合作社」的方式運作。他認為,技術不應該是為像Uber一樣的獨角獸公司服務,反而應該通過合作社的形式落地。落地後的合作社還要有盈利,「用體面的工資聘請合作社的工作人員。」

邱林川在《平台點合作》中介紹了一個成功例子—美國家庭傭工合作社Up&Go。表面上,Up&Go是Uber的「家政服務版」,但它是典型結合傳統合作社組織原則與互聯網技術的平台。用戶在Up&Go上尋找家庭清潔服務後,平台會就近匹配合適的家庭清潔合作社,後者以集體形式接受任務,集體工作讓社員可相互交流清潔技能和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該平台和Uber等不同的地方還在於不但收費透明,給予社員的收入也是透明的,平台保證用戶付出的金額中有95%歸於社員,餘下5%才用於平台的營運。和中大女工合作社一樣,該平台也會定期組織會議,工友需參加會議,共同商討定價等事宜。

讓知識傳遞給下一代

為什麼要強調技術與合作社的合作?邱林川感慨現在亞洲地區的合作社運動(尤其是香港)有點青黃不接,面臨交棒危機,「來我們合作松(註)的都是我這個年紀甚至更大的,大概50歲,年紀最大的是主婦聯盟的,快80歲了」、「我們這一代很敏感,年輕人的注意力都在手機上,不(讓合作社)進入手機,他們從合作社門口經過一萬次也不知道合作社有什麼理念。」因而實現手機平台與合作社的配合,可以更易在代際間傳遞合作社的知識。

邱林川感慨現在亞洲地區的合作社運動有點青黃不接,面臨交棒危機。(張夢瑩攝)

邱林川雖然支持合作社與平台的合作,但也對此有所擔憂:合作社與科技平台結合的這種新型概念,很容易拿到風險投資,但平台合作社本來是希望取消平台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而一旦取得資本以後,合作社原則精神能否持續發展下去,還是一個未明的問題。在香港合作社經營尚且艱難的情況下,科技與合作社的結合會否給香港合作社運動帶來新的生命力,讓更多人知道並且認同、支持合作社的理念,更是一個難以預料的問題。

註:合作松是邱林川及不同支持合作社團體組織的活動,會邀請中港台地區不同的合作社組織和「黑客」(即程式員)參與,由程式員和合作社共同合作,解決組織內面臨的技術問題,合作的成果可以是一個App (應用程式),也可以是資源管理系統。邱林川回憶去年合作松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平台合作社是程式員和台灣司馬庫斯部落的合作,司馬庫斯部落是位於台灣新竹縣的泰雅族部落,隨着道路開通,觀光客湧入部落,族人之間爆發了一些矛盾,為了讓部落更好地發展,族人由2001年開始建立共同經營的架構,以合作社的形式發展旅遊業,實現「土地共有、合作共生」理念。

邱林川認為原住民很多進城以後就不回部落,而司馬庫斯的泰雅族實現回流可能就是因為其沒有階級的合作社理念。

司馬庫斯部落風景很好,但進入部落的路不方便,遊客來了部落後又不方便管理,於是司馬庫斯合作社與程式員合作創造了一個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幫助司馬庫斯的旅遊業更精準地得知有多少觀光客,大致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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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從傳統合作社到新經濟平台:如何在網絡時代享自由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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