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二】合作社在香港的困局：政府冷待 欠缺配套支援
平台資本主義的發展影響了勞工權益的保障，不少平台如Uber和Deliveroo以不明顯的方式剝削勞動者，而海外的勞工組織在思考後以合作社形式組織工人，再以平台方式上線合作社提供的服務，以此應對。為什麼會選擇合作社的形式組織工人？合作社的組織原則決定了每一位社員必須參與合作社事務的民主決策，提升自我的同時亦關懷社區。合作社需要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同時還組織社員參與民主決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承接上文：【平台合作．一】合作社＋網絡平台 在新興經濟下抗剝削
縱使這最初一步看似不易，但並沒有阻礙合作社發展的步伐。據ICA統計，全球目前有300萬個合作社，有12%人口參與其中，聘用了十分之一的就業人口。在全球不少的國家或地區，合作社似乎都成為主流經濟之外一個可行的生產組織模式，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為例，當地有超過9,000個合作社，七成人口是合作社社員。然而，香港的合作社土壤似乎並不肥沃，像中大女工合作社般保持着盈利之餘還積極關注社會事務的合作社屈指可數，記者在採訪過程中，了解到這片土地上有很多合作社陷困甚至停運的故事。
除了女工會外，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也會組織基層婦女參與合作社。根據該組織2015-2016年的年報，婦女中心協會協助基層婦女於2001及2007年註冊獨立運作婦女綠色生活和婦女健康生活職工有限合作社，分別提供清潔服務、陪診及家居照顧服務。可是，綠色生活合作社由於社員人數不足、經營成本上升，在2016年結束營運；健康生活合作社目前也面臨類似的困境。
由一群屯門婦女成立、回收廢油製作環保皂的合作社綠慧公社於2008年註冊成立，但因為工廈加租、肥皂缺乏市場等問題而在2016年停止營運；由一群基層婦女於2005年註冊、提供陪診服務的群芳陪診職工合作社則因人手緊缺、業務過於忙碌而謝絕了採訪。此外，還有一些未有以合作社之名註冊，但實際上以合作社形式運營的組織如蘇波榮（so boring）素食合作社、家家士多，也因租金過高、缺乏支援等原因而面臨經營危機。
不同地方不同發展
為何合作社在外國某些地方能興起，在香港卻無法茁壯成長？邱林川認為，合作社是一個屬於勞動者的經濟體，而且內部要兼顧民主及平等，這兩大特點促成了合作社在各地的型態，令其在各地的發展無法一概而論。「（合作社）外部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環境，內部和外部如何互動、內部如何實現民主管理的方式都是千變萬化，（各地合作社的）內部差異遠遠大於我們想像，甚至同一個合作社在不同地方的發展都不同，比如比利時的藝術家合作社smart在比利時很成功，活躍會員有兩萬，但去到毗連的法國就不成功了，這是因為法國的勞工法例關係。同樣的一片雪花飄到不同的社會之後，有時候會變得更大，像滾雪球，有時候就消失掉了。用放大鏡看，沒有兩片雪花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它會隨濕度、風向、地形而發生變化。」
香港的合作社土壤如此不肥沃，胡美蓮認為問題在於政府沒有相應的法例，支援這種協助員工實現理想、創造並維繫社區價值的經濟模式，令其無法可持續發展。胡美蓮直斥政府一向沒理會合作社的發展。
現時香港的合作社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原因與合作社最開始在農業領域的發展不無關係。1951年，政府通過《合作社條例》，強制合作社註冊，而為了穩定戰後農產品價格、協助農民生產復原，廣泛推廣漁、農合作社。時至今日，所有合作社仍然由漁護署管理，而合作社在香港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中，一直被邊緣化。根據2018年漁護署年報的附錄，目前香港有173個合作社，當中以漁、農業生產為主，有109個，其餘64個為非生產類合作社，其中建屋合作社有38個，消費合作社9個，職工合作社只有6個。職工合作社的數量不斷減少，像女工合作社這樣在中大一扎根就近二十年的更是少之又少。
胡美蓮認為，漁農合作社由漁護署管理是合理的，但建屋合作社、職工合作社仍由漁護署管理，就有點莫名其妙，而早前女工會想組織註冊職工合作社，卻等了大半年時間。她批評，政府根本無意修訂《合作社條例》，以往女工會有十幾間合作社，還能成功約見漁護署署長表達意見，現在只有小貓兩三隻，署長自然不再理會其訴求。
這些年間，女工會組織過多次政府倡議，但在修訂法例方面卻毫無進展。胡美蓮認為，最應該修訂的部份是法例規定的註冊人數，目前《合作社條例》規定需要十人以上才能註冊合作社，但合作社開始起步時往往規模細小，難以達到要求。「註冊工會才需要七個人，（註冊合作社）一開始卻要十個人，這是一個難題。若是開小賣部、飯堂，一開始很難湊齊十個人，只有200呎的小地方，要十個人在那裏幹什麼呢？」胡美蓮無奈地說。
細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和相關措施，可發現其實還是以商業公司的模式來看待合作社。胡美蓮表示，政府給中小企業很多支援，社企在稅務上亦有減免，但對於合作社，卻在保險、稅收上有諸多要求，完全把其看成是註冊公司一樣徵收利得稅，沒有任何優惠和福利，對群芳陪診職工社這類人數少、業務小的合作社來說有很大壓力。
再往深處講，根據《合作社條例》，合作社需遵守一定的合作原則，進而將純利最少四分之一撥入名為儲備金的基金，供合作社未來發展使用。而就純利方面的稅收卻和註冊商業公司一樣，這對不以追求市場利益為依歸的合作社來說非常吃力。
靠理念補價格劣勢
另一方面，不單純為市場價值而生產的合作社，一般來說其商品價格會較市場平均價格高。胡美蓮所在的觀塘女工會辦公室亦是「團結．再造車衣合作社」的工作間，她舉起工作間由回收傘布製作的環保袋說：「這個不便宜的，你要看過製作的工序，才會明白它的價值。」合作社女工要將回收的傘布依縫線拆開，再將其按照環保袋形狀縫合起來，並要縫得嚴密、結實。
傘布環保袋的售價不低，中大女工合作社因為進貨量少，成本較高，價格上也難與超級市場競爭。若單憑價格考慮，合作社所製作的產品確實遠不如流水線生產的產品有吸引力，但邱林川認為，在大部份良性市場裏，普通消費者不只看重價格，香港人常說的「平、靚、正」中，便宜只是其中一個要素，合作社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可在「靚」和「正」中與其他商品競爭。比如合作社不涉歧視、剝削，對社區和環境更加友好，這些價值觀對消費者來說可能有吸引力；此外，由於合作社的社員較為固定，流失率低，所以，提供的服務也較為穩定。
合作社的價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其「理念」之上，它們在要求消費者進行良心消費的同時，迫令消費者反思商品背後那些勞動者的處境，試圖扭轉資本市場一向以來「無底線」地追求「便宜」作為商品單一標準的理念。胡美蓮和邱林川均有提及，合作社的價值在於它是一種資本主義的「alternative」（替代），它在極度崇尚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的香港可以拓出一方天地，將合作、互助等理念滲透到香港社會當中，讓更多人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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