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民意之外 區議員應承擔的勇氣與考驗
任何政策都是以公權力作為後盾，當公權力面臨如何分配資源的問題時，究竟是為了特定團體的利益，抑或為了大部份市民的利益，必然會引起民眾的議論與爭辯。而如何讓這些討論帶動政策更加順暢完善的運行，不會淪為「為挺而挺、為反而反」的政治口水？
承接上文：社區版圖變天 對新任區議員應抱何期許？
我們無法祈求每個市民都對每個公共政策有全面的掌握及理解，要產生良好的公共政策辯論氛圍，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對相關議題有專業認知的民間團體或政治團體，讓他們與負責的相關政府部門在對話平台上理性交流，民意代表自然也是政府諮詢的對象之一，除了要能清楚議題的利弊癥結外，也要確切傳達所掌握到的民間聲音，讓政府作為施政參考依據。
但區議員的職能畢竟相對有限，對於全港性的政策立法，區議會並未握有決策權，相較於大政治的辯論，區議員的職能更多體現在社區治理與營造，因此，市民必然會更期待其政治性的一面展現在社區事務的關注上。
「有些議題在社區層次很有爭議，譬如說醫院、診所要開在哪裏，有一些大家不太喜歡的垃圾場要設在哪邊，當區的居民是很有意見的，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他的生活。譬如說過去有一陣子政府要在一些地區設中途宿舍，就是吸毒、坐牢後出來的更生人，有些服務他們的中心要設在社區裏面，當區市民可以說是『群情洶湧』，大家就抗議說會影響治安，所以居民不是不關心區內事務，是要看這些事情對他利益有多大影響。」
李彭廣強調，區議員的工作平常僅限於社區營造與服務，不需要有太高的政治敏感度，但當某些政策在社區落實可能面臨利益衝突，替居民表達該區的主流意見只是基本，最重要的，區議員還必須做好政治人物應有的擔當。
「什麼是應有的擔當？選民當然希望區議員代表他，但在具體的爭議或事件中，你能不能有良好的判斷，在這些爭議跟方案中，你選擇站在哪邊？區議員在行使代表權的時候要有很好的判斷力，究竟能不能平衡選區裏的利益又符合整體的發展需要，這兩件事其實有先天的矛盾。」
他舉例，有些地區的設施必須要建設，但如果每個選區的居民都不想要時，那政策要如何落實？區議員經常會面對表面有矛盾的事情，在這矛盾中如何找出可行解決方法，才是真正考驗政治人物之處。一個社區由不同族群、階層所組成，彼此的訴求有些基本矛盾在所難免，但這些矛盾是否無法調和？如果不能調和的話，我們就不是在同一社區、同一城市裏相互連結的市民。
「譬如說我們弄一個垃圾站，當區當然沒有居民想要啊，區議員要怎麼去跟政府協調說是不是有什麼補償的方法？有沒有什麼交換條件？我聽說現在有些想法說垃圾場將來可以用來發電，那設設垃圾場的那區電費就可以減免，就只有那一區，或者在垃圾場上面蓋一個游泳池，特別給這區用，這些都是化解矛盾的方法。」
區議員被視為「社區保母」 政府應如何改革
李彭廣認為，區議員除了反映該區的民意外，同時也需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能夠跟政府與居民間協調、討價還價，帶動雙方思考並想出解決的方法。從這個層次看來，區議員的工作似乎並非如外界所想像的這般雞肋，僅僅是個處理繁瑣雜務的「街坊保母」。但他亦指出，在現行制度的職能與選區劃分下，的確會讓區議員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備受外界質疑。
「我在十幾年前就說過了，特區政府在2000年把兩個市政局取消掉之後，區議會就要提升他的權力跟職能，其實當時政府也是答應的，可是到現在除了增加項目經費之外，權力方面似乎沒有什麼變動。」
李彭廣認為，區議會要變成有一定行政實權的地方議會，如同以前的市政局，在某些政策中享有行政與決策權限，而不是現在空有形式的諮詢架構，才能有效提升區議會的地位。但在讓區議會享有實權之前，首先必須對區議會的選區劃分及區議員名額做出改革。
「香港不需要那麼多區議員啊，英國的下議院的議席也才500多人，香港那麼小的地方為什麼要有400多個區議員？我覺得把香港18個區議會劃分成跟立法會一樣的五大選區，每個選區由20至30個區議員成立一個地方議會，總共就100至150個區議員，這樣就夠了。因為你把選區劃得太小、議席數量太多，區議員不會有宏觀的視野嘛。」
他提到，依現行選區劃分標準，每約18,000人口便選出一名區議員，其中還包括了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人，有些小選區只要一千多票便能當選，例如太古城只有十幾、二十棟大廈就劃分成兩三個小選區，這樣的制度下選出的區議員只會有很微觀的視野，只着重在很細瑣的利益分配上去討好少數的選民。
「你可以看到香港的巴士站（距離）很短便有一個站，因為每名區議員也只顧着爭取在他那區設巴士站，根本不管對整體規劃有沒有恰當的考量、有沒有合理的佈局。這對他爭取連任當然很合理，這是工具理性嘛，總不能說巴士站不需要停在我的選區吧？那他要怎麼提出他的政績？所以這個制度提供了很大的誘因，把一個地區宏觀的視野給窄化了，變成只關注在幾個大廈。」
因建制「大敗」而「大勝」 泛民考驗才剛開始
對於「大敗」的建制派，李彭廣認為，「他們真的要好好想清楚，政府的每個提案究竟有沒有道理？要『是其是，非其非』。因為不論你是基於什麼壓力，最後做出決定的都是建制派自己，如果你要推給中央、推給中聯辦，那代表你根本沒有自主權，這反而是更嚴重的問題，代表你本身也沒有獨立判斷能力。如果建制派是經過獨立判斷，那自然要為自己的判斷失誤負上政治責任，但如果他是基於中央或中聯辦的壓力而沒辦法抗拒，那正正暴露了他本身的困局。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你卻都不得不支持的話，那你的處境當然就會很艱難。」
至於因為建制「大敗」而「大勝」的泛民主派，李彭廣則指，除了「五大訴求」的後續跟進行動，他們也應該做好區議員的本份，「現在掌握了17個區議會的過半數席次，有權自然也有責，當擁有全面主導權後能不能運用得到，就開始考驗非建制派的執政能力。」
新一屆的區議員選舉已然落幕，姑且不論民眾是基於情緒或是理性，投下了手中的一票，也不論是在地方工作已久的政治人物，抑或甫上任毫無經驗的政治素人，當政治激情過後，都應深思被選民賦予重任後，應該如何履行其職務才是對社區、對香港未來真正有益。而政府同樣需要對區議會的職能與制度上做出變革，才不致讓區議員在推動社區治理時有志難伸，讓區議會被再度遺忘，直至下次選舉才又成為政治的表演舞台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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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社區版圖變天 對新任區議員應抱何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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