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蛇齋餅糭「性本善」？「小白象」與你我有關？
文宣「成功爭取」常在區議會選舉前被參選人使用，但也常會遭到民眾揶揄。同Leo一樣，選民一方面認為區議員成功爭取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一方面又將此作為一項重要考量標準。區議員「保姆化」了的形象，與選區劃分過小和選民對其功能想象存在誤差有關，而這樣的理解誤差卻不止一個。
承接上文：
Leo的區議會記憶也有「開心」的時候—參選人會組織一些十幾二十元的超平本地遊。「我們吃好喝好，有時還能吃到鮑魚呢！」他笑言，那時街坊都會表態支持組織活動的參選人，「但最後到底投不投就不知道了。你別看（參加者）有很多老人家，他們可精明呢，吃喝的時候都說會投票，但他們心裏還是會傾向（投票給）那些真的幫他們做點事情如量量血壓、填填表格的人。」
他的開心記憶，相信大家並不陌生，這就是香港選舉特色文化「蛇齋餅糭」的一種—原意是指每逢特定時節，不同黨派的區議員或社區幹事，都會藉此為街坊派發應節食品或舉辦應節活動，例如蛇宴、齋飯、月餅和糭子，但後來演變成參選人為尋求選民認同，不但派飲送食、餽贈物資，甚至會為街坊量血壓、拍攝證件照、舉行低價旅行團。這種選舉手法不時為人詬病，批評其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民眾生活的欲求和想像，例如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曾在《蛇齋餅糭以外的想像》中指出，選民囿於短視的物質誘惑，反映的是長期被褫奪了資源分配權力和政治參與機會的狀態，倘若地區工作者只把民眾的日常需求狹窄地歸結為「蛇齋餅糭」，或會令社會生活難以提升、令公民質素無法成長。
有趣的是，如果從事地區工作的政治力量，完全拒絕所有與「蛇齋餅糭」相關的行為，卻又會被民眾譏為「離地中產」、「不懂民間疾苦」、「漠視群眾需求」，因而流失基層選票。回到問題根源—「蛇齋餅糭」真的「十惡不赦」、毫無存在的必要嗎？似乎也未然。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的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人類需求分為「生理」、「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實現」等五層需求，當中後兩者為次高和最高層。以「蛇齋餅糭」的主要目標群體老年人和低收入人士為例，它正好滿足了他們的物質和情感需求，既有實際的「着數」，又有心理的關懷和安慰。
梁啟智也認為，地區工作者透過「蛇齋餅糭」與街坊「聯絡感情」，其實並非不重要或不必要，但有關工作絕不可以只停留在這樣的層面。因為，當物質「着數」變成選舉常態，就會變成黨派之間物資上和「創意」上的競爭，即從「派禮物」過渡成更為巧妙且不着痕迹的「小恩小惠」，或會衍生畸形的 「選舉生態」，令人人樂意用手上的選票交換短期的物質利益。結果，無論是常常被詬病用好處收買人心的建制派，還是會用免費幫小朋友補習、辦興趣班等方式「突圍」的泛民或獨立人士，都被捲入這個漩渦，只能按着遊戲規則走。
當片面的「蛇齋餅糭」成為整個選舉生態的重要一環時，區議員的「保母」形象就會被無限放大，部份選民也會誤以為「區議員」的職責就是為大家提供「小恩小惠」。梁啟智擔心，長此下去，或會削弱選民的公民意識，「很多人被問到對區議員有何想法時，都會說『沒有想法，沒有期望』，覺得無所謂，以至於浪費手上一票。」—看來，對於選民和區議員而言，如何在滿足「蛇齋餅糭」需求的同時，又能超越「蛇齋餅糭」的局限，令選票轉化成更符合公平正義的資源分配和政治參與，都是我們「公民實踐」路上一個智慧的考驗。
「濫用撥款」：「小白象」叢生，你我也要擔責？
「濫用撥款」是「區議會」另一受人詬病之處。自2008年起，特區政府每年透過「社區參與計劃」及「小型地區工程計劃」，向全港區議會撥款3.6億元和3億元，以支援由區議會通過的地區活動和地區建設，至今已加碼至4.616億元和3.6億元；到2013年，港府再增設「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為每區區議會預留1億元撥款，以支援由區議會負責推展的具規模項目，而該撥款需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至今全港27個項目仍有一半尚未竣工。然而，權力的下放和資源的增撥，不但沒有如期強化地區行政工作，反而惹來「濫用撥款」的批評，例如有不少工程項目被指是造價高但不實用的「小白象」，包括觀塘的海濱音樂噴泉（5,000萬元）、鰂魚涌的「不能避雨亭」（21萬元）、荃灣的巨鵝雕塑（77萬元）等。
談及「小白象」，Leo說，他的社區裏，也有一些無用且可笑的工程：「一個樓梯拆了建，建了再拆，公園裏一整排的搖搖馬等這些，完全不明白在搞什麼。我甚至懷疑這些工程都是他們自己freestyle出來的。」既然不明所以，那為何不找區議會一問究竟、甚至向有關部門投訴？對此，Leo坦言，香港雖是投訴之都，但這些事不關己，他也沒心思精力去管，花的不是他的錢而是政府的錢；況且，他有種無力感，覺得自己根本無法改變些什麼。
除了華而不實的地區工程，還有琳瑯滿目又被懷疑涉及「利益輸送」的文娛活動。2017年4月《審計報告》曾經審查「社區參與計劃」的落實情況，發現在2011至2015年間，所有計劃開支由2.7億元增加17%至3.2億元，但參加人次卻由2,149萬人減少13.3%至1,863萬人；而以2015至16年度所花費的2.1億元撥款為例，當中有71%用於藝術文化、康樂體育、以及節日慶典，但用於公民教育和樓宇管理的撥款，卻各佔不足2%，分別只有242萬元和170萬元。審計署亦指出，在2016年，76位區議員在進行利益申報時，未有披露自己在計劃推行機構所擔任的職位，另有34位區議員在審議計劃撥款時，未有申報自己與有關機構的關連。
負面新聞層出不窮，也難怪區議會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認受性愈來愈低。例如香港青年協會智庫「青年創研庫」9月發表的「強化區議會的角色與職能」研究顯示，有高達74%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區議會，有74.1%受訪者不認為區議會具高透明度，另有75%受訪者認為自己有責任監察區議員。
不過，以「社區參與計劃」為例，計劃列明區議會可邀請參加者就活動表現和成效提出意見，而區議會也會透過網站、告示板和區報等，公布獲資助項目和活動名單，以供公眾監察。問題是，有多少人曾經認真翻閱過相關文件、提出反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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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選民手中有票，是否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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