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六】素人盼由下而上　改革失效區議會

面對議會失效，近年真正迫使政府正視地區民生議題的往往不是政黨政客或區議員，而是民間力量。像水貨客問題便是如此，區議會雖然有份參與，但真正導致政府加大打擊力度的卻是民間力量。自2012年起，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多次舉辦光復行動，初次舉行已有近300名網民響應，接連示威終於迫使三個政策局及八個部門舉行會議，採取六項打擊措施，包括由入境處全力巡查北區違反逗留條件人士及檢控、通知內地注銷遭檢控旅客的來港簽證、拒絕疑似水貨客再入境等；港鐵亦嚴格禁止乘客攜帶超出規定體積的行李。區議會在解決地區問題上，沒什麼效用，素人們卻仍想入議會，這看似矛盾的心情，又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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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貨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認為，政府的改變某程度上反映了行動的成功。「但你說是不是很大的成功，我覺得不是，因為問題仍然存在。」採訪梁金成當天正好是星期六，從上水站到石湖墟，不管是商場還是地舖，藥房還是藥妝店，處處見到水貨客的蹤影，梁金成特地跟記者在上水各處視察，他感慨現時已無法說清哪裏才是水貨客問題最嚴重的地方了。

北區區議員劉其烽認為，政府願意提出改善措施雖然和區議會有關，但不敢居功太多，「比如我們區議會有說修例，工作小組成立初期他們（區議員）有很多建議。但（政府推出措施）實質上是否因為區議會？明顯不是的。立法會當時也有推動，這些是梁振英的『政績』，用來紓緩民怨而已。」

屯門公園的情形也一樣。真正令當局正視問題的，還是那次光復屯門公園的運動。早在光復行動出現前，屯門區議員譚駿賢便跳出議會，嘗試去屯門公園指證製造噪音人士，不斷逼康文署檢控，但幾年間署方只有三數次行動。「大群康文署職員加上警方代表去表演區，誰人大聲就勸喻他們減少聲量，再不聽就需要有證人才發告票，但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所以是失效的。」這條路行不通後，他曾發動居民遊行、去政總表達意見，又在共融遊樂場開幕當日向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遞請願信，但都無法解決問題。

沒政黨光環更能動員

「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很低沉，從地區到整個特區政府也落後於民意、漠視民意。最後會發生什麼？大家覺得建制機構如立法會、區議會反映不了民意，自然要透過民間力量抗爭。結論是大家在累積怨氣、憤怒。」在譚駿賢眼中，光復屯門公園便是在這股憤怒中產生。

屯門公園衞生關注組代表林宇軒在屯門居住二十多年，所讀中學正正位於屯門公園附近。「大媽」問題困擾居民多年，他知道政府部門一直不作為，但對此束手無策，也想不到如何改變。剛巧反修例示威爆發，他在網上討論區連登開了帖子，埋下光復屯門公園運動的種子。「這場運動中，港人的行動力很強，屯門公園更是關連到自己（社區）的議題，他們的行動很迅速，會做很多事情。『6．9』、『6．12』都是在網上平台交流訊息，叫人出來、去哪裏等、要做什麼，也是在討論區擴散出去。」

關注組正是為了這次光復屯門公園運動而成立，主要代表除了林宇軒外，還有召集人巫堃泰和張可森，三人均是政治素人。「當日遊行前11點才第一次見面，網友聚會。」林宇軒之前接觸過巫堃泰，但和張可森素未謀面。「本來有政黨想加入遊行，民建聯和其他泛民也想加入行動，但我們不想有其他的政治聯繫。有些市民見到和自己政見不同的政黨加入，即使住在這個社區，也可能不想參加，所以想（行動保持）政治中立，令他們可以連繫起來。」林宇軒說。

凝聚民意迫政府表態

和區議員剛好相反，三人沒有政黨背景和資源，以屯門街坊的身份走出來，反而史無前例地動員到近一萬人一起發聲。不禁令人反思，為何區議會多年來無法凝聚民意、壓迫政府正視問題，反而是等到大批居民上街，才表態式地要取消不是問題根源的自娛區？

反修例抗爭和社區議題之間的聯繫，是政府的施政無能和漠視民意。「社區和政治問題無法完全分開，遍地開花的意義，除了說營造一種全港的共識，還有讓抗爭不只停留在金鐘或是港島區。這次我們把兩件事串連出來，才看到區議會的問題。如果不從這角度出發，如何去跟公公婆婆說區議會有這些問題？」張可森說。

張可森認為，行動由素人發起特別重要，意義在於不是由上而下做一件事，而是由屯門街坊由下而上尋求改變，由大家一起共商，這正正是區議會應該做、卻未能做到的事情。現時往往是政府定下了政策方向，再去問區議會是否同意，有沒有什麼地方需小修小補。

林宇軒表示，光復行動之後，區議會未有邀請他們組織的代表商議「大媽」問題的對策。「7月9日那天（區議會）開會，我們想以市民身份出席會議，卻忽然有一批老人家很熱衷去旁聽，我們連進去也進不到。」

巫堃泰提到，他們之前曾接洽過區議會，遞過請願信，但屯門區議會很少會主動約個人去商討。「官僚的思維是你沒有註冊團體，不會跟你談。就算坐下來談，是由誰安排？是民政專員。」張可森亦表示，在官僚體制甚至區議會眼中，他們可能只是「nobody」。

巫堃泰認為，取消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造成地區治理失效的惡果。「以前仍有緩衝區，（兩個）市政局仍可透過選舉和議政方式處理文康娛樂的問題，屯門公園當年也是如此規劃出來。有什麼景觀、如何規劃、放置什麼設施，均是商議出來的。他們有財政權，是實實在在有權力的機構，建市政大廈或藝術館、項目有多大，這些全部可以討論。」

「要解決區議會失效，不是改革區議會就可以。曾蔭權時代每年有幾億元翻新地區設施，但康文署養了一群毋須向市民問責的人，到最後就衍生出管治問題。不同的光復行動（針對的議題）其實很民生，民生也要這麼做。區議會是很『唔掂』，但是否就要重設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巫堃泰認為，文康娛樂、城市規劃的議題的確需要共議，但「看看今時今日香港的三階段公眾參與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有前設之餘，運作模式也不是以解決議題為本」。

巫堃泰指出，市政局當年不屬於任何政策局，但現時的區議會只是民政事務局轄下的諮詢機構，如果把當年市政局的權力放回區議會，就會令很多區議員「膨脹」。「那你是否再𠝹區？區議會是由1.7萬個選民去劃分區域，𠝹區的原則由民政處DO（民政事務專員）跟ADO（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決定，所以『行政玩晒』。（區議會）本身是個諮詢架構，已定好了規矩，之後讓你們自己競爭。那麼有缺憾的機制，再多給它權力不一定是好事。區議會養出來的人，可能只是視野狹窄的人，我們需要的是可以宏觀屯門區整體的人。以現行區議會的方式是做不到的，他們只是對那1.7萬人負責而已。」

在制度外發聲，對於改善地區問題的成效會不會較大？張可森認為不能這麼說。「我們搞遍地開花，不單是解決社區問題，更要讓大家知道，自己有能力解決社區問題。若果他當日有出來遊行，但一星期後大媽再出來，他自然會問，為何我走了出來，大媽問題又故態復萌？」他們認為，這是公民教育的過程，令人們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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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素人盼由下而上 改革失效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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