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保育．一】從發掘到消失 那些埋藏在磚瓦間的香港故事
與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走在中上環的街道，「那裏以前是百貨公司來的。」攝影記者帶點疑惑問道：「那麼細？」他回應：「在那個年代已經很大間，你看有三層，又有前（門）又有後（門）。」轉角那座剛落成的商廈原址是三級歷史建築，擺花街的「花」原是嫖客贈花予妓女作見面禮而得名，中上環的分野在於前者是洋人聚居地，後者則是華人社區。
走過的一街一巷，碰過的一磚一瓦，動輒有上百年歷史。若不認識古蹟如何建成、不了解前人在古建築內留下的痕迹，它們只是一棟日久失修的舊樓，僅此而已。
早前，位於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被清拆，李小龍粉絲會「泣告」，指業主及政府「棄救」。早於2008年，業主曾向政府建議將故居改建為李小龍博物館，計劃因談不攏而告吹。發展局表示多次與業主商討，但未能達成共識，並回應指故居不屬評級建築物。
結果，香港一代巨星的故居重建，留下來的只有馬賽克壁畫及窗花。一棟建築物要保留下來，評級與否有何重要？面對香港如高牆般的保育政策，最後能剩下幾多歷史古蹟？又有多少古建築在推土機下消失？
在香港，歷史建築要保留下來，第一關便是評級制度。評定一座歷史建築，先由康文署轄下的古蹟古物辦事處搜集該建築物的資料及公眾意見，然後作建議評級，再交由各個界別的專家組成的古物諮詢委員會討論。評級由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及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六項準則而定。截至2019年10月，香港的一級歷史建築有185項、二級歷史建築有381項、三級歷史建築有564項；另外，不予評級的建築物有328項。
誰決定什麼可保育？
曾任2011至2016年古諮會委員的鍾寶賢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見證過不少歷史建築由零至一級的評級進程。她形容古諮會的會議是一個公平的平台，讓各方各自介紹，「（委員會）有部份是來自商界、建築界、社福機構及青年團體，大家公平地表達看法，分享各自在專長領域所知的事。」
對於歷史建築，人人對評級定義各有不同看法—什麼叫「特別重要價值」？什麼叫「特別價值」？又，什麼謂之「若干價值」？北角皇都戲院的評級便曾二度更改，由三級歷史建築一躍成為一級。為何本來只符合「以某種形式保存」的建築，經古諮會討論後，足以推翻決定成為「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
鍾寶賢回憶，出任古諮會委員的六年間，每次有歷史建築需要評級時，古物古蹟辦事處會先提交一份報告，交給專家小組審議，最後交由古諮會討論及評級。
她說不知道專家小組成員的身份，曾有委員欲了解，但不得要領，「（專家小組）評定的標準與我們讀歷史出身的人的標準有很大差別。我們推測，他們該是年紀大的人吧！（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猜測？）評級與年輕一代社會脈搏有距離。」
以北角英皇道的皇都戲院為例，她說社區還沒有大會堂之前，它便充分發揮其功效。皇都戲院就是昔日的「紅館」—屬國際級的表演場地。至於為何選址北角，正正是因為內戰期間不少南來文人走難來到香港，當時許多上海人聚居北角，故文化種子在此落地生根。從皇都戲院的興衰，足以窺見北角社區如何組成、連結，可惜知道這些歷史故事及細節的人不多。
民間團體的研究也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簡介材料，鍾寶賢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為例，政府一直堅持要拆卸重建，「不然就會養老鼠。」最後憑着一份由民間組織寄來的舊報紙，證明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曾辦過新潮舞會才改變決定，「開舞會有什麼重要？其實是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一直在想與年輕人和好，而新潮舞會、香港節就是這一類活動。」 結果，古諮會委員閱畢舊報章後，投票通過將西座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政府也從「不留」轉為「保留」。
鍾寶賢於2016年卸下古諮會委員的身份，現在她是一名純粹的歷史學者。「那是居港猶太人Harry O⋯⋯建的，他在第二次大戰時曾入過集中營。」說着說着，她回了一抹靦腆的微笑，問：「可以借一下你的速記簿嗎？」她從口袋裏拿出一支藍色原子筆，在簿上寫下「Harry Odell」。想必是瞥見記者一臉惘然，她說：「沒辦法，因為我教書，也慣了寫黑板。」
教書人不是依書直說，對於歷史，她有堅持。在她眼中，很多時候大家都低估了一座建築物的軟件，即背後的故事。她強調軟硬件必須兼備，硬件是建築，軟件是故事，要訴說建築物的故事才會體現其社會價值，而「human faces」（人的面貌）、「historical context」（歷史脈絡）就是說故事的基本元素。
政府常賣廣告叫你珍惜這個家，聞聞菠蘿包的香氣、聽聽電車的叮叮聲，我覺得這只是感覺。如果你要大家珍惜這個家，香港要有故事。我們在古諮會工作，就是想為香港多保留一些會講故事的建築。古蹟不只是一個object（物件），而是有emotional attachment（情緒依附）在裏面。
歷史建築的去留，向來是城市發展必然面對的問題。有人會提問，為何不保留這棟歷史悠久的建築，而要保留那棟相對較「新」的樓房？為何不保留這所盛載集體回憶的街市，而要保留那所沒太多人享用的會所⋯⋯質疑聲不絕，是對決定古蹟去留的人的一大考驗。
對李少文而言，歷史價值在人人心中各有不同，對於每所建築物的感情與其背後的歷史，各人均有獨一無二的看法。
對很多人來說，沒有接觸過相關歷史，也許覺得這些建築不太重要。若要保留一件物件、一棟建築，應如何衡量其重要性？我們又應如何詮釋歷史，決定哪些建築值得保留？
他回憶道，「有人會問為何要保留元朗的古墳，那是民初一位叫沈鴻英的軍閥所葬之處。他是當時大軍閥之一，盤踞廣東，曾捉走白先勇的家人，孫中山一度招降安撫，其後落難逃到香港，最終葬於此地。他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來說，也是相當重要……說起孫中山是不是國父，其實有說中國國父原來是楊衢雲，是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燒了很多書，所以⋯⋯」
李少文源源不絕地訴說一段又一段沉沒在香港各處各地的舊故事。要是不了解這些歷史，沈鴻英的古墳只是日久失修、堆滿雜草的墓地而已。可惜的是，香港人未必對本土歷史有所認識，縱然古墳主人名留千古，也逃不掉被遺忘的命運，「即使是學者，都可能是書抄書。評級時學者關起門埋堆討論（建築物）是否重要。香港的歷史教育做得很差，政府是積極參與其中去破壞歷史。」
他提起數年前曾引發爭議的郵筒事件，當時，政府有意把刻有英殖時期的皇冠標記及英國王室徽號的郵箱取締，被質疑企圖抹走英殖時期的歷史，結果引起民間極大反彈，最終政府決定保留。
那麼，歷史建築評級制度是否可以加強本來支離破碎的歷史教育呢？
評級沒有用，對我來說『多鬼餘』—一級的要盡量保留，三級的只要影相與畫畫（記錄）都算是保留。（評級）是否等於我們可把三級的都拆走呢？分級是告訴別人什麼可以拆，最好的做法是不再分級，當作是法定古蹟的候補名單，當中有任何改建拆卸都要小心商討。
「評級唯一用途，就是當業主申請把該建築物的地段改變用途便有參考價值了。」有近八十年歷史的救世軍葵涌女童院，最近便有傳新業主向城規會申請原址興建安老院。李少文指在這件事上，負責審批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劃署會參考歷史建築評級，從而作出決定，「當然，也有人不改用途直接拆（建築），香港大學旁邊有一間屬二級歷史建築的三層高古屋，業主把它拆走變成停車場，他不發展也不建高樓，單建停車場也可賺錢。」
現實是否就如李少文形容的「多鬼餘」？在1,444幢歷史建築名單及新增項目名單中，現時有37幢建築物已被拆卸，當中包括一棟一級歷史建築、七棟二級或擬議二級歷史建築，以及29棟三級或擬議三級歷史建築。
那一棟被拆的是何東花園，在原業主的堅持下於2014年拆走。為何有古蹟被評為一級建築，仍可說拆就拆？評級制度為何保護不了這些盛載香港故事的古蹟？請看下一篇：【古蹟保育．二】評級無用 香港古蹟的求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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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磚瓦間埋藏的香港故事 誰定古蹟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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