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委任受質疑 為何總是富二代？
源自港英年代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多年來飽受批評。有意見人士指出，諮詢政治近年逐漸褪色，委任方式更惹人詬病，被批評有如黑箱作業。特首林鄭月娥於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提出「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稱要吸納不同光譜青年加入諮詢架構，惟政策同樣備受指摘，被視為政治酬庸，未能做到廣納民意，為諮詢委員會注入新動力。
反修例風波爆發後，林鄭月娥宣布改革諮詢委員會制度，再度調整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模式，港府如何有效將不同意見融入施政？委員會制度的改革路線又該如何走？至今一切似乎仍然成謎。
承接上文：諮詢制度異化 改革方向成謎
用人唯才VS用人唯親
截至目前為止，香港共有505個大小不同的諮詢及法定機構，成員包括政府人員和市民，當中有約4,600名社會人士獲委任，並在約430個諮詢及法定機構服務，共擔任約7,000個職位。
然而，政府的委任方式和準則一直備受質疑。鍾劍華便質疑，「為何不是我鍾劍華獲委任？連我的學生也可能比他們厲害。」他早前曾批評諮詢委員會淪為「富二代俱樂部」，皆因不少富二代及政治新星恆常獲委任要職，導致大眾質疑只有成為政府喉舌才可有機會獲得委任，形成「大家同政府合作就有靚位上」的風氣，落下政治酬庸之嫌，損害大眾對諮詢委員會制度的觀感。
根據民政事務局所列明的委任原則，政府在考慮委任非官方成員時，其原則是「用人為才」，即有關人士的才幹、專長、經驗、誠信和參與服務社會的熱誠。記者翻查記錄，發現有不少委員會名單出現富二代和政壇新星。就以近年備受輿論關注的青年發展委員會為例，獲委任成員包括遭批評「離地」的華人置業非執行董事劉鳴煒、現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兒子梁宏正、民建聯區議員林琳，以及前國泰航空公司高層楊孝華的兒子楊哲安。「好多人都冇公信力，皆因有個好老豆」這種質疑聲音，似乎絕非無病呻吟。
現時政府主要利用新聞稿及刊登憲報兩種方式公布委任名單。多年來，均有立法會議員指摘委任制度欠缺透明度，普羅大眾對此亦有質疑：到底那些人士憑什麼往績和條件，得以成為政府眼中的「人才」而獲委任？
根據香港政策研究所於2016年發布的《改進諮詢委員會及公眾參與機制》調查報告，目前有超過90%的諮詢委員會未有提供成員的背景資料。在欠缺透明度的情況下，市民又不時從名單中發現親政府人士獲委任要職，不難理解他們為何對制度失去信心，懷疑政府「用人唯親」多於「用人為才」。
鍾劍華強調並不完全反對委任富二代擔任委員會成員，認為富二代能借助其掌控的資源、關係網絡，助政府更準確地掌握相關領域的持份者意見，的確較一般市民更具明顯優勢，「沒有理由因為他是富二代就扼殺他的機會。」他以近年遭受爭議、人稱「投胎界KOL」的劉鳴煒為例，說明並不是所有富二代都是紈絝子弟。鍾劍華指出，劉鳴煒擔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改組為青年發展委員會後出任副主席），可說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表現積極，縱使社會大眾對他存有誤解，但他確實自費招攬一群研究團隊，從事本地青年事務工作，「起碼大家順氣一點」，並認為他只是欠缺一個良好的公關團隊。
鍾劍華進一步解釋，由富二代及政界成員擔任委員，無疑能產生「輻射作用」，當權貴的意見能在政府制訂政策時獲吸納，他們便會更落力替政府推銷，有助減輕政策出台時遭受的阻力。惟現時諮詢委員會制度被「公器私用」，政府更把它當作工具，企圖實現「近親繁殖」效用，做法令人失望。
委員自薦計劃只是舊酒新瓶
2017年《施政報告》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意圖做好青年「三業三政」的工作。所謂的「三業三政」，亦即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該計劃有意吸納青年加入不同的諮詢及法定機構，讓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其後計劃轉為常規化，定期招募18至35歲有志服務社會的青年加入委員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議政參政機會。政府每年進行兩次招募，涵蓋不同政策範疇的諮詢委員會數目亦逐步增加。
根據選舉法例，年滿18歲人士有資格成為選民，但要參選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則必須年滿21歲。故「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讓更多未有資格投身選舉的青年能加入不同政策事務委員會，培養從政經驗，並為政府出謀獻策。然而，曾獲邀出席青年發展委員會會議的朱嘉禾、梁雪琳、張嘉浩不約而同地批評林鄭月娥推行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淪為「精英俱樂部」：「政府好明顯選擇了他們（精英），而不是我們（基層青年）。」三人坦言政府未有重視基層青年的意見，年輕人仍然欠缺有效表達訴求的渠道。
於香港城市大學修讀公共政策學系二年級的梁雪琳說：「政府透過自薦計劃招募的成員，都是經過多輪篩選的」，獲委任的自薦委員幾乎都是「社會精英」，要不就是有「親中親建制」背景，擔心基層弱勢青年難以走入委員會發聲。她又批評自薦計劃所涵蓋的政策範疇並非現今世代青年感興趣的範圍，質疑政府招攬青年加入「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十分滑稽，既不了解青年想法，亦像在敷衍年輕人。
張嘉浩今年20歲，於香港教育大學修讀歷史教育系二年級。他認為縱使有志參加自薦計劃，但以其出身背景，根本難以與其他遴選人士一戰。他指委任名單中，不難發現獲選的成員幾乎都是從「三大」（中大、港大和科大）畢業，很多更早已投身社會，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質疑政策根本無意讓欠缺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參與，而且忽視基層青年表達意見的權利。
梁雪琳和張嘉浩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翻查該自薦計劃的委任名單，民政事務局似乎以委任人士的出身背景作「生招牌」，以第二期獲委任的20名委員為例，所有委員都擁有學士學位，當中超過七名成員擁有碩士學歷，而從事專業工作的委員更高達一半以上。或許政府無意用出身背景來酌定自薦委員是否值得考慮，卻難逃淪為「精英俱樂部」的質疑。
除了對自薦計劃不滿外，三人亦對委員會的諮詢過程感到失望。在青年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三人被安排到不同小組，討論青年就業發展方向，每個小組由一名常任委員帶領。張嘉浩批評，每次討論時間只有約一小時，不足以發表詳細意見。更甚是，委員收集意見後，未有完整地將小組共識向上級反映，反而篩選討論內容，只將部份意見告知副主席劉鳴煒。對此，三人坦言難以接受，覺得既浪費自己的時間，亦反映出委員會不重視基層青年的意見。
對政府企圖借自薦計劃改善諮詢委員會公信力破產的問題，鍾劍華批評做法十分「離地」。他指出，目前自薦委員會所提供的名額頗少，政策目的不過是扮演一種「政治櫥窗」功能，如同形象工程，只是讓大眾誤以為政府有意做到廣納民意，歡迎持不同政見的持份者加入諮詢委員會。他狠批自薦計劃的遴選過程欠缺透明度，大量政黨相繼派代表報名，爭奪席位。加上每名報名人士要填寫一篇約500字的申請原因，他質疑最終決定權仍會落在政府手上，「你肯定不會在報名原因中寫要打倒林鄭月娥吧？」似乎這種所謂客觀的遴選標準，也離不開「政治投誠」意味。
諮詢委員會制度的原意是希望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能吸納不同的持份者意見，增加政策認受性之餘，更能貼合實際需要，符合市民期望；但發展至今，似乎已扭曲走樣，不單反覆受到大眾質疑，亦無法回應目前社會的政治狀況與訴求。如何讓諮詢委員會制度重拾公信力、讓民意能融入政策，便要看政府接下來將會如何改革，而這不是一些遴選過程欠透明、向建制精英傾斜的計劃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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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8日）《諮詢制度異化 改革方向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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