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文宣字句　記錄地方時空　澳籍示威者：我也是港人

每次落到抗爭現場，Jennifer Eagleton總是很易被認出來。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她從澳洲來到香港，和港人一起見證歷史。她說自己是「澳籍香港人」（Australian Hongkonger），這四個多月來，和很多港人一樣，能去的遊行示威會盡量去。她會寫詩，會抄下有意思的文宣，還從語言的角度來理解香港人如何看民主、自由等概念。作為「澳籍香港人」，是什麼令她喜歡香港？她又如何參與6月以來的這場反修例風波？

單從外表看，難以知道Jennifer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親身見證着回歸後的歷史，她說，很高興自己能參與香港的成長，但至今仍有人會說她是「外國人」，在遊行現場也不例外。「我討厭這些說法。有些外籍人士說不應該參與，因會被指是活動主辦者，但我認為我們（外籍人士）參與跟其他港人一樣是正確的，反正內地也會認為有外國勢力干預。」

整場抗爭運動中，很少會有外籍人士出現，Jennifer認為，仍有部份香港「expat」（僑民，通常指在海外工作且教育程度較高、生活較富裕的專業人士）生活在泡影中，他們住在半山，都是富人，卻不怎麼表態，不關心社會事件。「可能是有點成見（stereotype），但有這麼一群人真的沒融入香港生活。」她認為，就算實際上未必能做到什麼改變，至少要把議題帶到生活中，在社交媒體發聲。她笑說自己不是expat圈子的人，家住大埔，不是有錢人。

用語見港人創意　恍如時空膠囊

Jennifer參加過各類型的和理非集會和遊行，從未試過走到最前線。她構思藉着收集運動中的文宣字句及用語來記錄這場運動，讓非華語人士也可了解這場運動怎麼進行，人們怎麼傳達信念。她隨身帶着一本筆記本，看到有趣的字句就會記下來，又表示港人是用一種獨有的方式在運動中溝通，「我很欣賞港人的創意。有時候當這些文宣貼圖被撕下時，我會撿起它們，會拍照，但我不會從牆上撕下來。」

Jennifer學過中文，閱讀不成問題，但不太聽得懂廣東話。她覺得港人在運動中的一些用語很有意思，像她在一些海報上看到的「如流水」（Be water）、「如冰塊般強硬」（Be strong like ice）、「如水般流動」（Be fluid like water）、「如果汁般散落」（Be scattered like juice）、「如水般沒有固定形態和形狀」（To be formless, shapeless）等，表達出這場沒有明顯大台、如水波流動般的抗爭。

她曾閱讀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數篇講述前線示威者暗號的文章，並向記者解釋什麼是「用火魔法」（To use magic）、大叫「落雨喇」（Shouting of “raining"），「火魔法是指用燃燒彈；大叫落雨是叫人們在警察用胡椒噴霧前開傘；還有『接放學』（School buses）是指當公共交通停止服務時，有車的駕駛人士若知道有多少人、在哪裏接載，就可以讓示威者離開現場。」

Jennifer認為，這些看似簡單的抗爭比喻除了反映港人語言上的創意外，也簡潔地代表了語言在時代脈絡下的意義—一個地方的「時空膠囊」（Time capsule）。在雨傘運動中，同樣可以見到港人這種創意，她在那時寫了一系列關於社運用語的文章，記錄像「黃絲」（Yellow ribbon）、「689」（前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選舉中獲689票後，反對派對他的蔑稱）等語言背後的象徵意思。

中文的語言習慣和背後的深層意思，引起了Jennifer的興趣。她的博士論文便是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香港人如何談論民主及選舉制度。「愈了解香港政制、愈了解政府如何理解民主，愈讓我生氣，也愈想去幫香港人。2007年《政制發展綠皮書》出台時提到2012年的選舉制度應如何實行，他們某程度上是表示民主會令社會不穩定。當你細看他們的用語，即使他們沒有說白，但他們有暗示。這些用詞背後都有其深層含意，我們要去細看。」

「（我）後來發現中央政府很喜歡用『原則』（principle）和一些籠統（general）的字眼，之後再把定義放進去理解。」 Jennifer說，大約在那時候起，她開始關心香港的民主政制，參與更多的政治活動。

2015年到訪倫敦後，Jennifer寫了一篇文章，以運河水閘（canel lock）來類比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在水位高低不同的河流流域中，水閘可以透過控制流量和調節水位，讓船隻穿越不同水位高度的河流流域。Jennifer認為，民主選項就像船隻，是得到中共允許才來到香港，但過程中卻有很多恍如水閘的守門員，他們有着結構性及其他限制。「香港是那口井，以人造的『一國兩制』模式隔開通向大陸的江河，這個水的比喻挺貼切，因為兩地中間的堤岸可以根據內地的意願上升或下降。」她寫道，文章刊出的時候剛好是雨傘運動一周年。

背負「外國人」標籤　成傳媒焦點

她後來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在雨傘運動一周年紀念活動上，有一個港人給她擁抱，感謝她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同港人一起走在民主路上，她當時覺得不值得被特別感謝，因為她同樣是香港人。可是，西方人的面孔總讓她在活動上備受關注，她笑言自己成為了「傳媒焦點」（media star）。她當時感慨，外籍港人的政治參與度仍有待提升，數年後的今天，情況依然。

來香港之前，Jennifer在澳洲過着半工讀的生活，早上在大學攻讀亞洲研究，晚上在醫院上班，後來獲得獎學金，前往上海學習中文一年。去上海之前，她到香港遊玩，俯瞰維港景色，並買了一個寫着「香港」的鎖匙扣做紀念，沒想到三年後會再和香港結緣—獲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聘為編輯助理，熱愛文字工作的她於是留下來。時值九七回歸，不少港人選擇移民離開，她卻因機遇而來，在見證歷史的同時，觀察到港人心態的轉變，並在心中埋下了想了解香港社會及其民主發展的種子。

對香港的感情，是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2004年，Jennifer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自那時起，她明確地有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在那之前，大學的工作每年續約一次，會擔心下年不獲續約，無法留下來。「如果是本地人，即使失去了工作，他們還是可以一直留下來，仍有地方可以住，但我需要擔心這些。」

2007年後，她漸漸參加更多本地組織，又參與義務工作，並開始了在我城的政治參與。後來，她展開了「語言變遷中看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through 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出席了更多與政治相關的講座和活動，並加入了公民黨，在立法會聽證會上代表發言，甚至加入香港民主促進會，參與政策研究工作。

港人「務實」　不忘珍惜兩制獨特性

她曾經有個迷思，不明白為何香港發展得這麼好，卻常常把「繁榮穩定」放在嘴邊，像是很容易會在明天失去般。後來覺得可能是受當年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影響，加上儒家思想推崇和平穩定，讓「務實」（pramagtic）根植於港人的價值觀中。

Jennifer自認是香港人，除了因為住得久而產生的熟悉感外，還因為她長期投入香港的公民社會中，關心這座城市的命運。「我在這城市是『有份的』（have a stake）。」她說，似在回應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指示威者是「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人」（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的爭議性說話。在Jennifer眼中，很多港人都在追求人生路上的成功，但在今次的抗爭中，她看到不少港人在關鍵時刻會為他們的城市努力奮鬥，很珍惜香港的獨特性、法治制度和言論自由。「當抗爭一直發展下去，我對香港人愈來愈尊重，他們比起雨傘運動時更投入和堅持。」

Jennifer沒擔心過參與抗爭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在Facebook上發表相關言論也沒什麼顧慮。早陣子，她經過中大的書店，看到主題書架上有很多關於社運、警權的書，如《Tear Gas》、《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等，她買了兩本。「可以說，是香港讓我在政治上變得更激進，但未去到會掟汽油彈。當我回澳洲時，我應該會更敢言，參與更多政治活動。」

談到未來，Jennifer說：「無論政府現在做什麼，香港已回不去從前了。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太多了，我真的擔心年輕一代。有人說雨傘運動是失敗收場，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是成功的，因為我看到年輕人開始愈來愈能超越早幾代人。就算是中學生出來連結人鏈，他們也很可愛，很值得被尊敬。」

Jennifer認為，政府無法期望人們會像以前一樣，相信精英管治，「那些含着銀匙出生的在位者，為何總要由他們告訴人們該如何生活？他們不懂普通市民想要什麼。」她坦言，無法預料運動的走向，雖然政府撤回條例修訂，已經太晚了。「正如（網民回應撤回修例）那個主題標籤（hashtag）所指，來得太晚太微小了（Too little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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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收集文宣字句　記錄地方時空　澳籍示威者：我也是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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