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誰書寫了香港民間所記住的八九六四？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坊間普遍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港人對六四念茲在茲，不僅因為年復年的維園燭光提醒大家「人民不會忘記」，還有眾多圖文史料不斷呈現，令大家的記憶歷久彌新。然而，「六四鎮壓」與「八九民運」密不可分，當香港同時作為理解及承傳兩者的重要基地，何以多年來主要將前者牢牢烙印、更演化成追求民主的圖騰？包括傳媒、社會組織及官方等持份者為六四所賦予的意義，又如何形成今日香港主流社會所認知和記住的六四？（《香港民間所記住的六四是如何形成的》上集）

「在六四事件上我們需要與過去相認，抵抗強權，防止淪為統治者（扭曲歷史）的工具……認清六四與現今的關係，才能延續追求民主公義的理想。」出生在六四前一年的鄒穎恒，是典型受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薪火相傳」策略影響的一代。數年前一篇《年輕人的六四相認問題》，她便指出年輕人需與六四扣連，因為要「對歷史盡責」。而這個根深柢固的價值，正源於香港主流社會對六四記憶的傳承。

小時候父母對六四諱莫如深，至支聯會舉行二十周年集會時，鄒穎恒才正式接觸六四，並從支聯會賦予悼念六四的幾重意義（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中，建立自身的六四主張。「當時只會覺得，『為甚麼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會這樣死去？』」這是她的六四啟蒙，她亦順理成章地將六四和自由民主等關鍵詞掛鈎。

但1989年的人們追求的是何種的民主和自由？這些追求又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

種種由六四衍生的疑惑，若要尋根究底，還需將理解維度從六四當日擴大到整個民運層面，以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政經社背景、和「蘇東波」（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瓦解）的民主化浪潮。然而，在香港正規教育課程中，對這段歷史的前因脈絡只有寥寥片語，具體解說從缺；而如今各種「傳承歷史」的活動，亦只將主要着眼點放在6月4日當天。鄒穎恒以自己參加晚會或報哀音為例，坦言活動旨在激發情感共鳴，最多只是扣連當下社會事件的「新瓶舊酒」；而大環境對於整段民運歷史的討論或反思，亦主要限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到解放軍武力清場的線性發展，「大家主要講六四當日的事和意義，着重於學生在運動的角色。」

不能忘記六四之謎

誠然，八九民運最初是基於「反貪腐、反官倒」（官員倒賣緊張資源）而展開的一場社會運動，所涉及的不僅是政治層面的訴求，更着重於經濟平等的追求。而運動的參加者，亦因應自身困局而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例如工人着重解決民生問題、知識份子要求提高待遇、「黨管」的傳媒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學生追求民主憲政改革等；當中又涉及中共黨內不同路線的政治鬥爭，以及小部分人藉着學生運動「打、砸、搶」。

隨着血腥清場，「八九民運」與「六四鎮壓」被昇華成對抗強權政府的標誌性符號；而基於中國官方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事後幾乎對整段歷史隱去不提，香港傳媒及支聯會便以不同的側重點來延續這些記憶，並發展成香港民間「毋忘六四」的主要脈絡。

早在十年前，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陳韜文，便與副教授李立峯合撰論文《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指出「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經驗、利益、價值觀等出發而進行鬥爭、商議及互動，試圖影響社會對過去的記憶」：例如當年香港傳媒一致以學生為主的報道框架、肯定民運的報道取態，令香港民間的六四記憶多年來得以維持「高度穩定性」。

而因「八九民運」而成立的支聯會，除了以五大綱領作為活動核心之外，每年亦因應不同社會形勢調整悼念主題，例如在2003年的「毋忘六四，反對廿三」、2004年政改否決後的「平反六四，還政於民」、2010年的「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等，務求令六四記憶獲得更多被重提的機會。

除了上文提及的與時並進，陳韜文接受《香港01》專訪時，亦嘗試從支聯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制定的五大綱領中，解讀為何多年來的集會動員何以歷久不衰。他形容，支聯會綱領的走向是「具體到抽象」的呈現，即使歷史逐漸遠去，亦能令群眾感覺與自身相關：「『追究屠城責任、平反八九民運』，這些在當時固然觸動人心，但隨着年代久遠，要令參與民眾認為與自身相關，便要透過更大的價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來概括，才可以觸動到更多人。」

事隔三十年，雖然整段歷史相當複雜，但由於六四事件以悲劇收場，加上香港傳媒與支聯會多年來為民間所記憶的六四賦予了不同意義及情感，亦令支持「平反六四」的訴求被詮釋成守望人性良知的行徑。對於這個效果，陳韜文認為是自然生成的現象：「在集體記憶簡約化的過程中，會邁向根本的普世價值觀。在這個情況下，雖然一路流傳的集體記憶與早期相比有所減少，但亦會令人更容易基於（道德化的）核心而投入傳承這段集體記憶。」

無可否認，坦克入城、官民對峙的畫面成為香港民間集體記憶的一道「烙印」，使得悼念六四的道德感召力量強大。年年悼念六四的意義，除了基於人道和公義等基本原則，也在於反思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歷史。然而，以悲憤情感為主導的集體記憶，又是否只傳承了一部分的歷史、甚至限制了後人對民運的全盤認知？

對此，陳韜文以「集體記憶是社會爭持的結果」為由，解釋集體回憶本來就沒有最真實準確的版本，只會有事實多與少的情況：「無論是主流的記憶或是官方建構的記憶，都會選擇性保存或簡化某種事實，並將價值觀摻和在內，一路延續。」

三十年來，香港民間將悼念六四的焦點，集中於傳承與「鎮壓」及「民主」等相關的記憶。隨着香港於1997年回歸，自中共十九大後又迎來「一國兩制」新形勢，究竟大環境的轉變，又怎樣影響港人看待六四的歷史維度相對平面化？

下集：【六四三十】民間記住六四情感主導？ 劉銳紹：官方解結了無寸進

上文節錄自第16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3日）《八九民運30年 民間是如何記住「六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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