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思前路】喊平反之外還可做什麼（六四六問．下）
在百花齊放的社會，各人對事件有着不同的理解，自然能開拓不同的紀念模式，並不互相排斥，但「平反」二字作為最為常見的關鍵詞，有可能實現嗎？
【六四六問思前路．上】是什麼讓我們繼續堅持【六四六問思前路．中】喊平反之外還可做什麼
5. 平反六四，可行還是不行？
史學泰斗余英時早前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批評，港人每年奢望中國政府「平反六四」是毫無意義及荒唐的，他認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是在思想上走歪路：「老是希望共產黨開恩，那是中國老辦法，希望皇帝開恩……這樣的心理是永遠不會有民主的。」
談起平反，李卓人坦言自己以往對平反的心態與想像，某程度建基於共產黨可能在六四數年後下台，或是隨着政治開放進程及改革開放派上場，下一代領導人會更開明，只是他期待的畫面沒有出現，鄧小平後一代代領導人相繼接任，而平反六四及追究屠城責任似乎未見曙光，結束一黨專政的道路愈走愈遠，要為死難者討回公義及見證轉型正義更是遙遙無期。
他失望地說：「（與事件）完全沒有關係的領導人也不願平反，所以我現在的心態是結束專政先於平反六四。未必一定要共產黨下台，可能是用共產黨的名義出來（選舉），因為如要面對人民，你便要變得開放，承認歷史錯誤。」
上世紀八十年代醞釀的「黨政分開」等改革，因六四鎮壓而止，即使國家經濟發展強大，政制改革似乎也成奢談。當政治現實難盡人意，還能做什麼？這可能已成為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一個揮之不去的問號。但李卓人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當中共不欲承認歷史錯誤，香港更是需要動用公民社會的群眾力量去追究政權。
李卓人強調，六四並非支聯會唯一議題，「有人說我們一年才舉行一次（紀念六四活動）。我們並非只是關心六四，亦會顧及自由、人權及當時人民的訴求，這樣才算是真正繼承八九民運的精神。我們差不多每月也會遊行至中聯辦、（關注）劉曉波事件……所以我們所講的傳承，並非只限於平反六四。我們想改變中國，便要由尊重自由及人權這些基本改變做起。」
「因為我們看見中共正影響香港，要令中國有改變，你才能夠守住香港。」在李卓人眼中，群眾力量及連結不同的公民社會力量，是香港的瑰寶，每逢社會有侵犯人權事件發生，仍有人站出來反抗；同時還要對外連結中國維權律師、勞工等內地維權團體及關注組，推動扶貧、環保、人權、勞工權益等工作，「香港的角色並非單指香港，還要支援中國的公民社會。」輸出民主亦是公民社會應做的事。
但追尋公義的路絕不平坦，他表示現在是兩條腿走路，在關注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及推動中國改變兩條道路之上一起抗爭，缺一不可，「當你有抗爭精神，你只是不知何時會成功；當你失去了，你就已經失敗。」
6. 公民社會，八九還是六四？
不論五四運動、八九民運還是雨傘運動，種種社會運動都離不開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如何將經驗延續與深化，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是大家不可迴避的一課。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4月中出席「八九民運的前世今生」沙龍時分析指，當年在放權讓利的環境下，貪污腐敗令大眾生活的質素降低，從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沒有民主，亦缺乏監察，隨着社會兩極分化，八九民運的基礎在此社會脈絡中應運而生。
許寶強又認為，民主可以關乎生活的訴求、體制的安排、社會運動的組織方式以至人與人之間關係等，而八九民運當時所指的民主，參與者主要希望中央對民間的社會狀態作出回應，同時渴望思想更趨自由，期望國家由更為開明的領袖領導。
反觀今天香港的民主講求命運自主、審議式民主制度的徹底改革，兩者相比下香港對民主的理解較為狹窄：「八九的民主內涵被窄化，當中包括我們的紀念活動——八九的所謂紀念好多時都是鎖於六四，而六四通常（被理解為）處理責任及平反訴求。」
許寶強解釋，由於我們的紀念方式及視野，使一些歷史經驗如群眾運動的組織及溝通互動未能從中吸納。他認為，如何在激進化或者非政治化兩種選項當中，跳出由上而下的論述框架發掘一些新想像，是現今香港的難題之一，建議可從了解發掘民主運動或民主性質的角度出發紀念六四。
六四在內地是政治禁忌，「當你沒有一個稍為正常的平台處理六四，其實已經注定解不開這個結。」葉蔭聰坦言，自己對六四仍未平反感挫敗：「但這政治現實並非近幾年才出現，只是以往沒那麼尖銳，其實這很複雜，可以與很多事有關，關乎香港與中國的政治，例如中國政權比起以前更穩定，經濟實力更強大。」
那麼大家還可以對公民社會抱持什麼想像？葉蔭聰提出，香港只會日益重要，「當中國公民社會空間日漸收窄，不論香港變多壞，也會比中國空間大得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香港有着與內地人不同的政治空間，當民主化運動愈來愈難做，香港愈應站起來反抗，擔起抵抗角色。
「最少在香港有限的政治空間及選舉中，讓大家明白這是有意義的政治參與，例如你們經常叫人出來投票，那意義何在？」葉蔭聰認為，如果參選人口說支持民主，以反對者的身份去拿選票，是會受到許多人的質疑，「你作為議員，你可以做到什麼？過去一段時間好多議員都提出不同的議程，如香港另類發展、強調少數群體權利、性小眾，雖然一些好根本性的改變（大型制度改革）是較難做，但我覺得這些（不同議程）在香港有限公民空間當中，仍然是有可能的。」
上文節錄自第16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3日）《六四六問 再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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