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羅永生的「解結」：我們從沒好好思考該如何面對中國
信奉過馬克思，推動過「民主回歸」，寫過信給趙紫陽，到過天安門聲援「八九學運」，然後被「血腥鎮壓」粉碎了對中國的所有想像——已退休的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說，六四對他而言，早就不是什麼「結」了，「如果是『結』，就是講不清楚，又投放了很多情緒，不知如何疏解，處於迷惘狀態……香港人的『結』其實是做出來的，很大程度上是支聯會說的『大中華情意結』」；而他，早就對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失望透頂，也不相信極具歷史感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勇於承擔三十年前的歷史責任。這個「結」，看似是解了，卻又像是難分難解。（「六四解結」專訪三之二）
《【六四三十】羅永生的「解結」：港人一邊記憶屠殺，一邊遺忘八九》提到，羅永生於1980年代提倡「民主回歸」，又致函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要求實踐「港人治港」；然而，憧憬著「一國兩制」的他，卻因為「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變得不一樣了。
八九的「民主」定義寬闊而籠統
「當時香港人並沒有討論太多『民主』，大家只是叫叫口號而已。這也形成了香港版的民運印象，就是『香港為什麼要支持民主？因為中國也在爭取民主。為什麼要支持學生？因為他們是為民主而犧牲的烈士。為什麼我們心有不安？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提到三十年前那場已成為「民主」圖騰的運動，羅永生坦言，當時對「民主」的定義寬闊而籠統，「像五四運動的『民主』一樣，包含了很多東西。學生一開始悼念胡耀邦，後來反官倒，之後和政府、《人民日報》社論角力，其實都沒有直接涉及『民主政制』，所謂『民主』代表的是民權的爭取……或者只是要求正面評價胡耀邦，但他的民主觀是什麼、要不要一人一票？其實都打晒問號。」
《端傳媒》日前發布的文章《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就詳細分析了有關說法，指六四通常有兩種敘述，即「民主vs威權」框架下的六四，和「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六四，前者忽略了工人和市民的參與，後者輕視了他們對「民主」的訴求；而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又和學生與知識份子所擁抱的「民主」截然不同，前者追求的是在工作場所和勞動過程之中的「經濟民主」，後者指向的是普世價值的抽象「民主」，也主導著多年來的論述。
曾期望鄧小平主持大局
「後來聽人說，在馬場（19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大家講『民主』講到冇嘢講，就開始唱歌，唱《我是中國人》，傳遞那種很普及的、感性的訊息，而不是要辯論什麼是『民主自由』。」羅永生笑言，當年港人對國情認識有限，「所以當他們參加北京民運的時候，可能帶著純真，甚至可以說是天真，去理解當時的狀況，以為『他們都支持（民主），所以（民主）一定是好事，我們也應該有所共鳴』。」
「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當天，羅永生已親身在北京支援了六天。此前的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頒布戒嚴令，他義憤填膺，翌日即冒險飛到北京去，「本來很緊張，誰知到了機場，保安很鬆散，海關甚至不用檢查，幾乎是『無政府狀態』。」
「當時的情況是混亂的，但普遍瀰漫着一種亢奮，因為學生成功擋住軍隊入城，以為軍人不敢開槍，政權會受很大壓力。有一次天安門有八萬人示威，我們也有參加，人多到你無法想像，整個氣氛是很樂觀的，以為事情可以朝好的方向走，相信人民會贏的。」羅永生笑言，學生樂觀地期望着鄧小平出來主持大局、李鵬則會問責下台，「你愈樂觀，就愈期待李鵬下台，結果沒有，大家就開始害怕了，好像有人建議要加強海外支援。我還來不及經歷整個過程，就有事先回港了。」他忘了那是5月30日還是31日，只記得回港沒幾天，解放軍竟然真的開槍了。
羅永生說，他曾經和廣場上的學生一樣，期待李鵬下台，但沒有想過要政權倒台；直到解放軍以武力清場，粉碎了他對社會主義民主化的中國、「民主回歸」、「港人治港」的所有想像。請繼續閱讀：《【六四三十】羅永生的「解結」：習近平具歷史感但不夠自信不敢平反》。
上文節錄自第16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3日）《前民主回歸論者的「六四解結」》。相關文章如下：
【六四三十】羅永生的「解結」（1）：港人一邊記憶屠殺，一邊遺忘八九
【六四三十】羅永生的「解結」（2）：我們從沒好好思考該如何面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