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1）：失光環、欠承擔
「我們談『五四』在當下的意義、對香港的意義，往往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只有知識分子才會去反思這個問題。」回首100年前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識分子仍念茲在茲的紀念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不禁感嘆，「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了光環，沒有了承擔，變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繼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導致知識分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就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五四反思：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三之一
「知識份子」從英文「intellectual」翻譯而來，一般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美國史學家Richard Hofstadter強調，知識份子並非僅以知識來謀求生存，還對自己的專業和思想抱有敬意，具有為真理獻身的精神，並對人生、社會、事業抱有使命感、正義感及批判意識。
四五運動八九民運 延續五四情懷
至於「知識份子」與中國的「淵源」，按照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的說法，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就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原型。據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的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考究，1911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章《The China Press》開始出現「intellectual」一詞；他估計至五四前後，中文報章才使用「知識份子」，而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文章，是1928年刊登於國民黨期刊《訓練月刊》的《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份子應認清的方向》。
沒有人會否認，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承擔。鄭宗義在兩個小時的訪問裏，便四十次提及「知識份子」或「知識人」之於五四的意義。他借用上述余英時的說法，指出中國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和承擔精神歷史悠久，遠至東漢、兩宋之際到明末的太學生運動，都是五四的先驅，近至1976年的「四五運動」及1989年的「八九民運」，也是五四情懷和承擔的延續。
然而，這份光環、情懷和承擔，早已悄然起變。
士大夫至知識份子 從中心走向邊緣
根據余英時2003年發表《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由十九世紀末年到五四時期，正是「士大夫」過渡至「知識份子」的階段，這不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其社會地位從中心走向邊緣的實質改變。他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獲得全國的熱烈反響，除了因為民族危機而產生的各種客觀條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托庇於士大夫文化的餘蔭」；然而，早期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自覺認識到有關因由，至五四時已「基本上反對以中國的經典來附會西方現代的思想，而且他們老實不客氣地要中國的經典傳統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觀念取而代之」，這形成了「雙重的文化邊緣化」，即中國文化從中心退居邊緣，而知識份子也撤出中國文化的中心。
鄭宗義認同有關說法，指五四的知識份子和舉人、進士一樣有光環，「大家覺得他們的行為就是一種典範，言行具有指導性，能夠吸引人跟從，具有影響力」，惟當今的知識份子愈來愈難有影響力。他舉例指，八九民運時，知識份子已經失去了光環，「因為你平時不發聲，光環已經失去了，『娛樂』大眾沒有問題，像大學教授民主補課，要講就講，但有幾個會因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你幫我們補課我們就學到了？大家反而會覺得，教授走開啦，我們自己話事。」
他相信，當社會運動缺少學理的支撐，就會流於衝動，甚至歪曲，故知識份子的角色非常重要，若有傳統知識份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自然能一呼百應。
與此同時，已故知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體制的收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知識份子的發聲。請繼續閱讀：【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相關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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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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