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創科生態友善政策均欠奉　在港談創科猶如痴人說夢？

國務院2月中發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立「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及「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兩大目標，要求各個城市落實箇中大大小小的目標、政策。廣東省政府不敢怠慢，新措施一個接一個；反觀香港，特區政府卻遲遲未能提出前瞻而完整的產業戰略。

自內地改革開放把深圳、珠海及汕頭設成經濟特區，粵港的關係變得更密不可分—「前店後廠」。因此，對老一輩港人而言，「區域經濟」一詞並不陌生，只是換個說法而已。不過，隨着經濟發展，粵港關係早已產生微妙變化：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之一，經濟增長逐步放緩；深圳去年首次擠入全球一線城市，經濟增長強勁，以約2.871萬億港元（2.422萬億元人民幣）的本地生產總值（GDP），超越香港的2.845萬億港元，成為大灣區城市經濟總量第一的城市。

香港在大灣區規劃中定位為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綱要》如是說，並提出要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增值方面發展。然則，作為本港經濟命脈之一的服務業，還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嗎？

「沒有優勢很久了。」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直言，特區政府提倡藉優質服務業「打入」大灣區市場，並非新鮮事；事實上，本港服務業以往一直希望進入內地市場，但不順利，一方面是因為現存制度下的種種壁壘，另一方面則由於「貨不在手」。

鍾民杰解釋，不論是法律、會計、物流，還是航運物流等服務，都是產業鏈的下游。「你沒有掌控產品，別人可以選擇你，亦可不選擇你。以前港商設廠（下游），當然用自己的服務，但現時貨物由別人設計，在別人手上，我們憑什麼覺得別人用我們的服務順暢一些？」

再細看《綱要》的鋪排：「大灣區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對此，鍾民杰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一章中，第一節是先進製造業，其次是新興產業，之後才是現代服務業，這次序也意味服務業並非灣區經濟的主要項目。他強調，若內地企業不選用香港的服務業，不論大灣區市場多大都沒有用，因此服務業應該服務於生產，否則只是「浮財」。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鄭國漢則認為，香港固有的優勢產業能否保持，視乎香港自身的努力，惟發展創科是大勢所趨，「前特首曾蔭權認為做好金融就可以撐起經濟，鼓吹『紐倫港』，前些年紐約積極建立科技產業，證明（曾蔭權）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當一個大的市場開放給你，同時開放予其他地區，這是機會，也是威脅。你掌握得到，就是你的機會，反之機會將被他人拿走。前景是不樂觀的，沒有保證你贏，但你不做，便一定輸硬。」鄭國漢的答案語重心長，他強調未來的「蛋糕」可以做得更大，要立足於大灣區，需要押注在創科發展，「科技不是一個產業，是一個方向。」

政府思維要創新 而非獨善其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明白，創科不是一個單一產業，它能帶來新的產業及創造財富、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升級轉型。因此，港府近年已銳意拓展創新科技，但成效似乎不彰。究其原因，在於本港並未建立創科企業發展生態，對創業者友善的創科環境亦欠奉。這導致在香港講創科有如痴人說夢，再好的人才及想法都會外流，或者僅僅視本港為「踏腳石」。

本港缺乏創科企業發展生態，以至機會白白流失，已不止一次令人「揼心口」，其中一個例子，是十年前的港產電動車MyCar。研發的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鄭家偉及其團隊，最後因缺乏政府和財團資金支持，將品牌和技術售予美國公司GTA，「落地」密西西比州。鄭家偉接受《香港01》訪問時曾言，本港投資者保守，若無政府政策支持及市場調查，他們未必看好。

「超級獨角獸」大疆創新（DJI）亦與本港有緣無份。公司創辦人汪滔2003年到香港科技大學升學，主修電機及電子工程學，2006年畢業後在深圳成立大疆創新。雖然科技大學是孕育大疆創新的地方，惟汪滔的創業團隊卻選擇紮根深圳。汪滔的「師父」、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曾經表示，很多初創公司最後選擇到深圳或內地其他城市發展，是香港的損失，故香港必須不斷改善創科企業發展的生態體系，才可以讓更多創科公司在香港「落地」。

鍾民杰指出，深圳己形成產業集群，零部件、人才、技術一應俱全，而香港無法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的配套，是過去留不住創科企業的原因之一。不過，隨着大灣區內經濟活動的進一步流通，兩地交通基建落成，交通成本不再高昂，香港可循科技研發，成為集群網絡的一份子，掌握知識產權。

欲培育本地科研，必須營造良好的環境及生態，讓初創企業無後顧之憂。鍾民杰說，創新科技屬於高風險投資，不但成本高昂，更不一定有回報。他認為要刺激創科企業的發展，不應單純提供經濟上的「誘因」，而是提供初次需求，令企業不需擔心付出後無法得到回報，並從經驗中累積研發的能力。

「政府亦需要制度上的創新，而不是獨善其身。科研並不是我叫你去，你便會去做。最重要是氛圍，（投身產業的）第一個人要知道市場在哪裏，（政府）有沒有幫第一個人？」鍾民杰所指的幫助，不止於金錢，而是為企業提供市場。產品始於需求，外國發展軍事工業帶動相關科技的發展，值得香港借鑑。他建議，政府可以列出一個採購的「產品清單」，例如發展智慧城市，很多與科技有關的產品需求應運而生，如智能系統、燈柱等等，企業看到前景及需求，便可以研發合適的產品。

土地問題需速解決

市場需求固然重要，但成本高昂的因素亦不容忽視。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報告「Live - Work Index 2018」顯示，在香港創辦新公司的成本是全球最高，每位員工的成本是112,400美元（約882,308港元）。本身是經濟學者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宋恩榮笑言，若租用中環甲級寫字樓近乎全球最貴，令跨國企業卻步，本地的企業亦難以生存。

相比之下，近年內地的青年發展平台儼如雨後春筍，數目愈來愈多。它們是孵化器，主要向小型企業團隊提供場地、法律、稅務和產品規劃等支援服務。宋恩榮分享，他早前參觀深圳前海夢工場，發現在該處發展的港青「輸得起」、「願意闖」，各地年輕人互相交流，營造出創新的氛圍。

「當有一大班願意嘗試的人，（政府）比較易看到發展方向怎樣才好。」宋恩榮以美國矽谷為例，指年輕人可以利用三至五年時間創業，汲取知識及經驗，而專家則可以藉以分析市場的取向，「（創科發展）如果完全由一群專家紙上談兵，恐怕問題沒有解決的。」他希望香港亦可提供如矽谷般的「環境」。否則，他擔心或會出現一個「對香港不是很壞、未必是最理想」的情況：「可能大部分最肯闖、最叻的年輕人回內地發展，真係創辦了一個很成功的東西出來，這對香港不是沒有益，但自然寧願他們在香港創辦。但如果香港的『地』搞不到出來呢？結局可以是這樣。」

特區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可惜土地問題又是另一深層次問題。爭議多時的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基建工程，拖拉十多年才上馬，首幅可興建設施的土地預計於2021年才可面世，首期新大樓更要2023年方可啟用。又例如政府早前撥款8億元興建「創新斗室」人才公寓，計劃提供約500個「經濟型」的住宿單位，惟月租仍需要約8,000至10,000元，價格難以與深圳或其他城市媲美。由此看來，在土地問題上，政府彷彿有點力不從心。

宋恩榮直言，深圳市政府明白自己的短板，若發展高科技需要有好的大學、中學，培育人才，並需要好的醫院，令人才願意留在當地生活，因此一直希望吸引香港的大學及醫院，「香港搵地，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對。深圳也不容易，也需要踢走既得利益。深圳會覺得找上來的東西，符合發展需要，具重要性。再短缺，也會覓出地來。」

鄭國漢則認為，若說香港地價高便無法發展高科技產業，是一種誤解。他形容，政府習慣跟在市場後面跑，不善於「創造優勢」，以致近年才引入推動創科的政策，「如果你（政府）覺得前途就是創科，便要『瞓身』。我們太『錫身』，我們想要（發展），但不肯『瞓身』。」他建議，政府可以透過土地供應，例如填海，向有利經濟轉型的高科技企業提供優惠地價，「問題是做不做，敢不敢做，怕不怕做不好要辭職。」

上文節錄自第15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8日）《香港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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