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競爭優勢快將消失　為何港科技產業有欠理想？

中國工程院、香港工程科學院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去年中共同發表首份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整合發展的報告，指出香港若不加快步伐發展創新科技，自身競爭優勢將面臨消失。負責研究的科大艾禮文家族工程及公共政策教授李行偉曾直言，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但科技發展落後於周邊城市或地區，問題出在政策層面，未能將科技商品化或產業化。

【產業政策】創科生態友善政策均欠奉　在港談創科猶如痴人說夢？

中國工程院、香港工程科學院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去年中共同發表首份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整合發展的報告，指出香港若不加快步伐發展創新科技，自身競爭優勢將面臨消失。負責研究的科大艾禮文家族工程及公共政策教授李行偉曾直言，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但科技發展落後於周邊城市或地區，問題出在政策層面，未能將科技商品化或產業化。

為何科技產業化在香港有欠理想？立法會秘書處文件《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機遇與挑戰》指出，深圳科研由產業主導，着眼於中下游應用研究，香港科研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製造業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

無疑，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領域是全球最具創新性和活力的地區之一，本港研發開支亦以高等教育機構佔最多。鄭國漢說，大學的基礎研究固然重要，惟將研究成果轉化商品需時十分長，故認為企業的創新才是「主角」。他續說，外國企業會掌握某方面最高端的技術，例如波音掌握製造飛機的航空技術，「最後和消費者接觸的不是大學教授，而是企業。」

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亦有相同的顧慮，擔心政府重視大學的基礎研究，而忽視中下游應用研究的需要，「下游有問題，但政府推動上游研究，就如文不對題。（基礎研究）那是無底深潭，可能一百年後才有用。」

事實上，「創科王國」以色列同樣在科研方面較有優勢，但其創新力大部分源於企業。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便覽《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發展》，2015年當地用於民用研發的開支合共為990億港元，當中商界佔開支比率達86%，遠超大學（11%）及公營機構（2%）。由此可見，產業主導是大勢所趨。

產業主導研發　政府須為企業搭橋解難

針對香港在科技商品化方面的缺口，《綱要》提出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中央政府將支持粵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事實上，「產學研」合作下，大學研究亦可配合產業所需。

「產學研即如何把研究、學習及產業化結合，創造社會及經濟價值。」李行偉解釋，「天馬行空的基礎研究及與產業有關聯的應用研究，兩者並不衝突。」他舉例，現時本港大學亦有與個別城市合作，透過專項的方式，推動當地企業向高端發展，幫助企業解決關鍵技術瓶頸，科技大學與佛山南海區合作專項基金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介紹，大學與政府成立「產學研」平台後，企業可以提出希望克服的技術困難，甚或是未來與該行業有關的研究題材，歡迎科大合適的團隊進行相關研究，提交研究報告。他認為，此舉令香港優秀的基礎科研資源，與內地有需要的產業直接合作，「平時（香港團隊）沒有（和市場企業有足夠）衝擊，認識實際問題的機會不多。」

李行偉認為，政府目前在基礎政策上似乎已配合創科發展所需，包括承諾在2022年前把本港研發開支佔GDP比率增至1.5%，進一步扶持本地研發項目，針對創業、科技轉化、研究等，有各式各樣的計劃，亦有不同的基金支援。

可是，聚焦產業的研發或對經濟發展更有幫助，李行偉希望政府多鼓勵此類以專項形式的合作。他形容，配對式合作在香港並不普遍，學界與企業的關係不太密切，香港仍然較為「自由」（laissez faire），相關領域有待進一步擴大，創新科技局可以多做一些。

香港有必要加強產業主導研發，而本港企業希望升級轉型，在缺乏相關知識下，政府串穿針引線的角色尤其重要。鍾民杰提到內地的經驗，中國第一代高鐵「和諧號」製成後，起初可靠性不夠，中央政府便安排科技部協助研發，調動資源、專家及實驗室等，共同研發及完善高鐵的性能，利用專家的已有知識，壓低研發成本，同時加快研發的進度；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在支持研發上有「搭橋樑」的角色。

「政府不可以當自己是塘邊鶴，新加坡亦自己落場打埋一份。當然不同產業有不同的輕重，但他不會企在塘邊說：我畀錢你。這是沒用的，就如聘請了僱傭兵，最後能力亦不是自己的，僱傭兵亦隨時可以走。」鍾民杰說。

上文節錄自第15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8日）《香港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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