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king爭議】旺角「殺街」以後　香港須正視公共空間規劃

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試驗計劃於今年8月4日正式終結，殺街至今逾兩個月，有表演者聲言絕望，故選擇離開，有表演者則努力另覓場地，冀繼續演出。雖然殺街令這街道重拾久違的平靜，然而由它衍生出來的問題，將持續困擾市民。除了發牌規管街頭表演外，殺街更反映公共空間不足的重大問題。在地少人多的香港，這是否一個命定的結局？

事實上，本來活躍於西洋菜南街的一班表演者四處轉移場地，有些殺入尖沙咀、有些則轉戰銅鑼灣、西貢及赤柱等地。此舉令各區商戶大感煩惱，因部分表演者聲浪過大，而且未有尊重鄰近商戶和其他街頭表演者，致使不少商戶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行人專區　非為街頭表演而設

旺角行人專用區觸發了一場城市空間爭奪戰，不少市民關注類似的情況是否可以避免？專研城市規劃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講師毛家謙博士指出：「香港的城市規劃大多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構，而且側重發展，忽略了城市中文化和人的元素。」

居所鄰近行人專區的毛家謙說：「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原意並非用作街頭表演，原本構思根本沒有預計會有這麼多表演者，更不用說考慮到衍生的相關問題。」

參考特區政府成立行人專用區的相關文件，最早可以追溯至1999 年的施政報告。當時政府表明，設立行人專用區的目的，一是為了減低空氣和噪音污染的水平；二是為了方便行人使用道路和改善步行環境；三是為鼓勵消費和商業發展。

步行街主要目的是為行人提供更方便和更佳的流動性，促進商戶和其他商業活動發展，改善地區環境的吸引力，包括美感、空氣污染及噪音污染等。在十九世紀的巴黎，已經有類似步行街的構思，當時一批建築師及城市規劃師如Joseph Paxton和 Ebenezer Howard均提出，分開行人和交通的各類新式發展。德國埃森市（Essen）的林貝克林蔭大道 （LimbeckerStraße） 曾於1922年封閉交通，並於1930年建成林蔭步行街，可謂現代步行街的雛形。

可惜，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設計，正如文化評論家李照興在《香港後現代》一書所說，其實排斥行人，只會要求行人「乖乖的行我想你行的地方」。部分行人專用區的設計者將行人設想為消費者，因此設計重點是保持人流不停流轉，不設座位，不建廁所，而且不鼓勵行人在街上停留。

這些城市規劃模式，亦是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爭議所在。這種由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忽略了當區各持份者的實際需要，也輕視了一般人參與的可能性。當現實超出當局原本的想法，就會引致失控及混亂，如西洋菜南街的表演者數目氾濫。

毛家謙補充，旺角殺街所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公眾。從事件可見，很多人粗疏地區分「區內人」和「區外人」，主觀地定義哪些表演者不專業等等。他認為這種排他性的思考方式，難以建立完善的城市規劃。

徒具形式　反思「區區墟市」想像

近年不少團體在各區舉辦墟市，為市民提供大型商場名店及連鎖商舖以外的選擇，吸引不少市民參與，彷佛重現昔日大笪地的繁華景象，說明市民對這類公共空間有一定需求。1992 年，隨着中環海旁進一步填海，加上到訪的人數驟減，上環大笪地才結束營運。這使得香港人失去了一個基層娛樂消遣和飽腹的好去處，也因此失去了一個可供街頭表演的珍貴空間。

近期坊間提出的「區區有墟市」，是否解決本港公共空間不足的良方？毛家謙質疑：「設立如大笪地般的墟市未必可行。」他以2012年政府曾撥款在天水圍建立「天秀墟」為例，項目為期5年，由東華三院營運及管理，並提供200個固定攤位。然而，礙於天秀墟地點不便和缺乏人流，無法吸引市民前來購物行逛，加上天秀墟沒有提供熟食，令整體人流和效果遠遜預期，以致成效不彰。

毛家謙解釋：「畢竟並非由政府規劃一個地方出來便能成事。正如西洋菜南街能夠吸引表演者，主要是因為人流，隨着一些表演者開始在這裏表演，才吸引其他人前來。」他補充，香港缺少公共空間的問題，是因為在城市規劃的初期便有所忽略。

根據現時的規劃標準，港人平均休憩用地的標準空間僅約2平方米，比一個標準私家車泊位更小，本港有四分一人口更連這個標準也享受不到。2平方米這個標準亦遠低於其他亞洲城市，東京、首爾、上海及新加坡的人均休憩用地約由5.8至7.6平方米不等。

香港雖然在公共空間方面明顯不足，但是絕非沒有公共空間可用。根據政府統計，本港有近50公頃的公共休憩空間（相當於2.5個維園的面積），藏身於不同的私人發展項目當中。不過由於這些公共空間的位置偏遠或指示不足等問題，而不為公眾所知，例如金鐘太古廣場六樓的露天平台、富安街中華電力變電站的休憩空間及毗鄰沙田馬場的私人屋苑駿景園的天台公園等。

有些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如納入私人屋苑範圍，令外界誤以為是私家地方，不得擅進。有些公共空間則因位置偏僻且不易察覺，令外人無法知悉，最終休憩空間變成閒置甚或荒廢土地。本來，發展商可透過提供公共空間和行人路等設施，來獲取額外樓面面積。為發展商提供誘因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可見，新加坡也是藉此方式增加公共空間。

不過，這做法在香港則未見理想，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曾批評，發展商缺乏誘因做好空間規劃，令本港的公共空間仍流於滿足法例規範的「數字」，而非實際提供公眾享用的「空間」。關注團體建議，這些公共空間在設計上應更開放，以吸引大眾停留。

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規劃的大趨勢亦早已轉向，由以往重視「發展是硬道理」，轉移至更重視文化元素。世界各地都在思索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策略和方法，來提升自身城市的競爭力。各大城市均積極發展城市的文化特色、歷史人文和社會脈絡，希望在獨特性方面突圍而出。

遺憾的是，香港政府在這股全球趨勢中後知後覺，在近期的規劃諮詢文件《香港2030+》中，反覆強調「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意味港府認為發展重點是必須增加土地以配合經濟持續增長，而且整份報告也缺少了涉及文化的相關篇幅。

若城市規劃沒有文化這些重要元素，城市有如失去靈魂。這種從原則上出現重大偏差的規劃方式，或許就是街頭表演衍生眾多問題的根源所在。

借鑑星洲　地少人多不是藉口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社會上很多人已經將「香港地少人多」、「連住都不夠」，以及缺乏公共空間視為理所當然。但毛家謙卻認為：「這並不是必然，以新加坡為例，當地的人均空間其實和香港相差不大，但公共空間的資源卻較多。」

他解釋這主要是因為新加坡當局規劃的成果，提供誘因給商界發展公共空間。他補充，其實香港可在這方面下工夫，惟這不是政府單方面去做。若缺乏社會的共識，政府很難在這方面積極落實方針。

毛家謙認為，政府需要盡快成立委員會，積極與社會各界溝通，了解各區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從而制定適切的公共空間。

他重申，這當中強調的是各方參與，包括商界、社區人士和公眾，建立一個透明、公開的平台讓各方自由表達意見，從而作出規劃，而不是以一刀切的做法解決問題。長遠則需要教育公眾，讓大眾更深入了解城市的公共空間，如市民的空間使用權。此外，政府需要加強和公眾、商界溝通，從而達致共識。

上文節錄自第13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8日）《街頭表演：點止藝術高低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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