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人．二】教詩三十載 王良和：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王良和有一段日子沒有見過這群學員了，若不是「詩人空間」收回，也不會相約大家再聚，甚至聯絡詩刊雜誌做《我們》特輯。他總是很熱心，當年教中學時鼓勵學生不斷創作；在詩作坊完結後，相約學員到家中聚會；後來在教育學院（現教育大學）教書時，又跟學生一同辦「薪傳文社」，定期舉辦文學活動，推動創作。他說：「我覺得在課餘有這種文化氣息是應該的，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很輕鬆，不辛苦，沒想到他們寫着寫着，拿了很多獎，有些同學慢慢知道自己以後要做些什麼。」
在詩作坊學員眼中，王良和是「我們詩社」的起點，有了他的鼓勵，才有後來的詩聚、詩刊、詩集。我以為他是一個很積極主動的人，他卻說自己從來被動，不愛社交，也不願意出面搞活動，若不是身邊有人推動他，他大概會更獨來獨往。年輕時，這種個性更明顯。他喜愛文學，是余光中的學生，早年出過好幾本詩集，其中一本獲香港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首獎。當大家以為他會孜孜不倦地寫詩時，他忽然被拉入小說圈，第一篇小說〈魚咒〉發表後，在文學圈引起迴響，自此小說一篇一篇寫下去。
從寫詩到寫小說
這個令他「轉跑道」的人是詩人葉輝。「我很少主動去會詩友、會文友，但有段時間，葉輝很主動找我、關夢南、崑南、陳汗、飲江及一些年輕詩人去飲酒，有時是去酒樓，有時是比大牌檔好一點的小飯店，我不太能喝，很快就醉。在他的凝聚下，像鍾國強，寫了不少好詩，我也被他激勵着，不斷寫小說。」那是2000年，劉以鬯剛從《香港文學》退下，陶然接手改版，找來舊同事葉輝幫忙製作一個專輯。葉輝是報人，有傳媒觸覺，為了吸引注意，邀請一批詩人寫小說。
「他約我，我跟他說我不懂得寫小說，但他說，看過我有一首叫〈聖誕老人的故事〉的詩，他說那首詩有小說味。那段日子我們挺熟，我接下了。後來他打電話來問我下筆了未，我說沒。他不太高興，用上級對下級的態度，叫我將寫小說當成一回事。我說，好。之後他又打來問我開始寫沒？我說，已經下筆了。他沒有講字數限制，我下筆之後順着寫，交了二萬字，他給了一點意見，我改完後，他竟然很滿意。」
陶然收到稿件後，原本打算將二萬字分成兩篇刊登，但編輯部商討後，最後當成頭條，一次過刊出。文章發表後，收到許多回應，不少作家及評論家都喜歡這篇作品，香港及內地的研究論文相繼出現。葉輝後來跟王良和說，雜誌改版後引起討論，社長更請他吃飯致謝。此後十多年，葉輝捉着王良和寫了五篇小說，催他出書。第一本小說集《魚咒》出版後，奪得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第二本小說集《破地獄》在2014年出版後，再次獲文學雙年獎首獎。兩本小說的合集《蟑螂變》，則被《亞洲週刊》評為2015年十大華文小說。自此，小說開始蓋過他的詩作，詩，他愈寫愈少。
他說，寫二萬字的小說比寫一首詩簡單，因為詩很濃縮，但每一句都用大量詩歌來參照，要拒絕陳套，味道、內容、情感兼容。「一句詩有人家的味道，不喜歡；飽滿不足，不喜歡；由技巧推進而不是由心出發，不喜歡；與內在感情不符，不喜歡。逐句逐句推陳，要每句都滿意，實在太難了。」在教書的過程中，他常常跟學生說，詩、散文、小說三種文體，詩歌最難，「他們交習作給我，通常都沒有一句似樣。我說，不要寫太長，太長你駕馭不了，水分也多。」偶爾有學生會到辦公室找他一對一面談，他也不客氣，問他們介不介意他說得直接。學生介意的話，他便委婉一點，少講一點，倘若不介意，他便直接說沒有一句寫得好。有學生堅持寫，不斷交上習作，慢慢摸索出心得，愈寫愈好。
新詩很難，卻非不能教。從九十年代初教中學生，到詩作坊，再到學院教大專學生，他用各種方法刺激學生。他說，再差的學生，只要用對方法，還是會喜歡上創作。那時他在Band 5中學教書，校長知道他學過鷹爪功，問他可否在課餘教武術。他耍手擰頭，連連說不要，怕打傷學生，也怕捱打，不如教寫作吧。「校長當時覺得創作班不會受歡迎，但學生原來挺喜歡，我主要教作詩，他們沒法寫文，但寫詩講文意，語法毛病有時反而增添詩意。」
創作是一種緣分
新詩短而精，對於不喜歡長篇文章的人而言，有另一種吸引力。學生歡喜不已，常常一大早便站在教員室門口，等着他回來交習作。他看到好的作品，幫忙引薦到《突破少年》、《公教報》等刊載，又為他們搞展覽、編書。「我在那裏教了八年半，學生拿青年文學獎拿到我走的一刻，校長校監都很開心，因為這類學校在體育方面拿獎很平常，但寫詩寫到拿獎，不簡單。」
帶着中學的教學經驗，他來到教大教創作，帶薪傳文社，一帶便是20年。他搞文學散步、辦電影放映會、朗誦會，幫學生約雜誌投稿、出文集、報文學獎。「當時教大未正名，我希望他們可以得到多一些鼓勵。」挑作品、剪貼、影印，他都要做，文社沒有資源，他碌人情卡請來詩人朋友分享心得，完成後請他們吃飯補數。「我沒有什麼壓力，我也常常跟學生說，要學習如何搞活動，他們是準教師，做老師也要為學生編文集、搞活動，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常說，我們不需要跟別人交代，你忙的時候就不要搞，停半年也沒有問題，你想搞便搞，我是支持者。」
探路進山，循腳印踩出的隱約小徑走到盡頭會是哪一個峰頭呢？荊棘與落葉，腿間絆纏着野蔓與亂草風吹起一片松濤叢叢碧青的松針外，雲移天靜這身影將幻入時間的水墨濃黑中的虛白，濛濛水光的呼息回頭問你累不累，野路可沒有亭子呢（看畫的人在疏樹和山石間）跟着我，會不會擔心迷路？多少年隔海看山不知道山中和山外的風景，而我們尋找風景，成了風景山盤水繞，頭上寒煙升起，我老了你在後面說：走吧仰望峰巒，遇到下山的樵夫斧在腰間，兩肩疏落的枯枝雲煙外，誰在燒水，烹茶？誰在下棋，移動棋子？誰從容落墨，在我的眼前升起一座新的青山？──王良和〈進山〉
他喜見文社為學生帶來轉變，甚至找到未來的方向。有學生後來繼續寫作、教學，有的則到文學雜誌做編輯、出詩集，他知道後開心不已：「他們有時未必想做老師，卻又不知道想做什麼，後來在文學界搞吓雜誌、做吓編輯，在文藝圈裏愈來愈多人認識，有人肯定他們的成績，這也很讓人回味。」
提到這些得意門生，王良和的眼睛亮了起來，彷彿也想起自己當年在老師的鼓舞下開展的一段文學旅程。他在培英中學讀書，參加過寫作小組、辯論小組、演講小組、朗誦小組，基本上與中文有關的課外活動都有他的蹤影。其中一位老師，知道他的比喻句寫得好，建議他去看葉輝編的《大拇指》雜誌。「他後來聽到我說不想寫作，便送書給我，更在內頁提字，讓我不要做逃兵。當年老師這樣教，我做老師時也希望可以延續他們的想法，激發學生的寫作及閱讀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事。」
創作是一條孤獨的路，能夠遇上良師知己、堅持下來的，終歸是少數。他輕嘆：「有很多學生最後並沒有寫下去，我跟自己說，他們有自己的意志，如果我鼓勵他們，進而令他們發覺自己有這方面的才華，得到認同，是很好，但我沒辦法永遠在他們身邊推動，到底他們的生命會否跟文學扯上關係，還是要講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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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24日）《「我們」一起寫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