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人．三】消失的東岸　梁志華：香港始終容不下一間書店

對於東岸書店，梁志華不願說太多，即使過去那麼多年，他依然不想美化開書店這件事，但東岸至今仍是特別的存在，曾默默滋養一代文青。當年東岸賣過沈從文的線裝別集、夏宇的親筆簽名詩集、也斯的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一整套的《現代》重印本，許多詩人在此流連忘返，有人一口氣買下過萬元書，有人只是打打書釘，圖一刻寧謐。東岸於1998年設立，最初開在西洋菜南街這條「書店街」上，由梁志華、陳敬泉、葉柏操等詩人共同經營。他們不賣流行書，反而在店裏闢出角落，放着三個新詩書架。

當年的菜街尚未被大媽進佔，是獨立書店的聚居地，樂文、田園、榆林、學津、文星、洪葉等，各有顧客群，「西洋菜南街是我們最常蒲的地方。」梁志華說。他當時讀研究院，時常過來找書，後來他發現專售大學教科書的學津常常故意抬高價錢，轉而到深圳、廣州書城買書。

德不孤，必有鄰

「後來做書店，其來有自。」他早早與書店結緣，又因為參加詩作坊而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詩友，一起出版詩刊、搞詩聚，那時他忙着寫論文，天天躲在「詩人空間」趕工。有天黃昏，他在蕪湖街等車，見到對面的荒廢唐樓，腦中浮現鍾芳玲的《書店風景》，書中記述鍾芳玲訪尋世界各地的書店，「有些東西入腦了，當我看到那棟荒廢的舊樓，突然想，有沒有可能開一間可以喝咖啡的書店。」詩、書、人、咖啡，有些東西慢慢成形了。

他在詩社聚會上提出想法，社員都很感興趣。加上當年恰恰發生「陳健康事件」，傳媒一窩蜂追蹤陳健康在深圳包二奶的過程，人人都在討論八卦，「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整個社會都在追，這不僅是傳媒問題，是社會風氣問題，我那時就想能否從閱讀入手，改善社會的閱讀風氣。」他希望開一間特色書店，引入高水平的藝文作品，定期籌辦朗誦會、放映會，打造一個文人聚腳點。

書店最後在旺角落戶，他將所有精力都放在經營上，每天都想着要入哪些書、如何以較低價格入書、如何提高營業額。幸好前輩、朋友都很幫忙，他透過台灣編輯黃粱搭通書林、爾雅、九歌、洪範等台灣出版社入書，又跑到澳門入了不少葡文詩集，後來又聯繫在廣州讀大學的王茂林，一起到書城覓最新的詩集、小說。當年揹着大背囊，隻身跑遍兩岸三地，每次帶回上百本文學書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我知一定會蝕錢，做店面賣書不足以維持這麼昂貴的書店，雖然當時未有最低工資、強積金，我們的夥伴、店長都收很低的人工，但燈油火蠟已經超貴。

王良和想起這間書店，覺得惋惜：「他們很有理想，想入一些很好的詩集，但詩集是很難銷的。最初大家搞詩刊、詩人空間、東岸書店，真的很好，我當時覺得詩人原來也可以做一些事。但愈做下去，我隱約覺得很艱難，所以每次上去只能盡量買書，雖然作用不大。」有一段時間，梁志華甚至自製書單，憑自己對版本學的理解，整理出幾百本優秀作品，傳真至學校，反應也不俗。「這些都是笨功夫，我不喜歡用接地氣這些詞語，但我們真的要聯繫社會。」

他說，開書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但不需要常常掛在嘴邊。「我認識許多台灣、廣州的朋友，譬如黃粱，他在台灣很排斥內地的時候，竟然在雜誌上推介內地的先鋒詩人，那不是主流論調，也沒有賣點，但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詩人編輯，竟會這樣做。他有火有信念，並用行動表達出來。」孔子曾道：「德不孤，必有鄰。」梁志華至今仍然記得那些雪中送炭的朋友。有前輩在大學教書，經常鼓勵學生到東岸買書；有讀者寄來一張幾萬元的支票以示支持，他感動不已，卻無法收下，默默退回；又有出版業同行，將結數時間延長，讓他們的資金流動更為鬆動。

完成了一件事

書店在短短幾年間，經歷兩次搬遷，先是從西洋菜街搬到油麻地，再從油麻地搬回旺角，每次搬遷都要花費幾萬元重新裝修。債務愈積愈多，股東開始抽身，2002年底，梁志華辦完最後一場朗誦會，發電郵通知大家要送書結業。朗誦會那晚，他記得有位年輕人問他：「志華，要結束書店了，你有什麼感受？」他沒有立刻回答，想了想，說：「都執笠啦，能有什麼感受呢。」大抵在那一刻，他是有點晦氣的。後來詩人葉輝跟他說：「志華，可能有人覺得係執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也完成了一件事。」

他曾對這間書店有着美好的寄望，在〈這夜，我們在書店裏喝酒—給柱政〉一詩中，他寫道：

我想起那一本剛讀完的文集那美術指導的鬍子、電影、音樂、和小說他筆下的，一個早逝的雕塑家一些卑微的人物一如我們 剛才在商場外，瞥見的演奏者蹲在提琴的空盒子前安靜地在演奏著些什麼或許我們的目光總愛停留在那些閃爍的光彩之前，一如窗外那些閃亮的霓虹而我，還在為書店的燈箱位置猶豫一所文藝書店的生命祇是我仍然記得你在電話裏說好 好好當你聽到一所書店一個卑微的夢想將在旺角的街道中慢慢生長──節錄梁志華〈這夜，我們在書店裏喝酒—給柱政〉

書店後來送書，也是一段難以言喻的心酸經歷。他除了結數、處理雜務外，更要應付開店至今都不曾見過的人潮。「很多人上來拿書，有小朋友打電話來問地址，我告訴他如何從地鐵站過來，他說不想搭地鐵，救命，他不知道我們在結束書店時要解決很多問題。有人又問可否留書，你明不明白，我要結束了，你反而像訂書一樣，說要留五本。」

他將朋友寄售的書退回，朋友不在香港，便搬回家中保存；相熟的雜誌朋友見他做得辛苦，讓他八折埋單，他不肯，說有借有還上等人，愈遲還，愈要還得多，無謂要人難做。一些陳年刊物如《八方文藝叢刊》，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是不忍捨棄。「這本集兩岸三地知識份子所辦的刊物，我無法當廢紙般丟走，我問大學及政府的圖書館齊唔齊，許多都有回應。這是老師、學者努力的成果，最後能夠放在圖書館裏，也是好事。」惜書愛書，這些延續工作，花了近半年時間。

「我一直記着葉輝那句話，是『完成了一件事』，而不是用賺錢蝕錢這麼單一地評價一間書店。你發揮過什麼、帶出過什麼意義，對自己或他人都有意義。」東岸書店確實影響着一代學子，作家陳子謙在《旺角們》（收錄在《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一）》）中提到：「東岸的書種品味奇高，有時候所售的書不夠好，店員也會不打自招。」陳智德在《地文誌》亦提到當年常常到店裏看書、與店主聊天，指「那是最舒服的書店，絕不因為人流較少，而是書種都親切如前輩、如父人，值得仰視，值得捧在手中。」有些記憶不易被抹走，鄭政恆在詩集《記憶前書》中回憶在東岸買書的日子，詩結束於書背一個印有東岸書店、價錢及電話號碼的標籤上。梁志華看後說：「我都忘記那個電話號碼了，他反而寫出來。我不知道那個標籤對一些人來說有多重要，甚至用一首詩來講這間書店，這就好。」

十多年過去，回望最初幾個人因着詩走在一起，不知不覺在詩海裏建立起實體書店，最後因為債務狼狽離場，他戲言：「真的很傻，用了幾十萬，而且當義工來做。這些錢，當年可能買到屯門一個單位。那時年輕，可以做很多事，現在你叫我做，我一定不會做。傻的嗎？現在要諗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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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24日）《「我們」一起寫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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