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打工仔．五】追夢者的勞工權益 誰來保障？
「Freelancer除了真是有人很自願做以外，它也是一種外判制度，一種很好聽的外判制度，而好聽的背後卻是比海麗邨清潔工更慘，因為它連《僱傭條例》（的保障）也沒有。」Martin（劉家樂）說。Martin是職工盟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幹事，工會最初針對不知如何歸類的零散工而成立，如美容師、家務助理、老人院保健員等，後來，前來求助的人漸漸多了藝術工作者，於是有了「音樂導師工會」等分會。攝影：鄭子峰（此為「自由打工仔」系列五之五）
Martin處理的求助個案裏，三分之二關於追討欠薪。每當收到求助，Martin會先判別個案是屬於真自僱或假自僱，如果是假自僱就按照《僱傭條例》處理，如果是真自僱，因為聘用者和受聘者雙方沒有僱傭關係，所以只能按照雙方的協議資料（即合約）來追討。《僱傭條例》所保障的僱員沒有追討欠薪的上限，即使在最壞情況，也有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墊支（上限為港幣36,000元），但自由工作者大多屬於真自僱，這種非僱傭關係無法向勞工處求助，欠薪變成是商業糾紛，追討五萬元或以下的欠薪要到小額錢債審裁處，五萬至一百萬要到區域法院，一百萬以上要到高等法院。
Martin說：「問題來了，如果對方欠你十萬，你去區域法院追討要聘用律師，變成你可能可以成功追回欠薪，卻要付律師費，最終得不償失。」所追討之欠薪超過五萬，「一個做法是其他錢當跌落海，只追討五萬。」只是很多個案往往不是五六萬元的欠薪，他曾處理一個求助個案是三個攝影師合共被拖欠廿萬薪金，他感受到他們的處境非常無助。「你上網唱衰對方也沒有用，權力不對等，你唱他，你是微塵，他唱你相對易好多。」
如何防範？音樂導師工會理事阿昭（劉彥昭）認為最重要是學懂留證據，當雙方在電話確定工作內容後，就把傾談資料白紙黑字用電郵或短訊傳給對方確認，同時要向對方多問關於工作的細節，如資金預算、場地、對象、合作單位等，「對方能給你愈多資料和詳情，欺騙你的機會愈少。」他是音樂人，從事自由工作17年，欠薪以外，也遇過被人預留檔期而臨時取消，他建議正式工作前要向對方收取押金，以減少損失。
他也試過被對方壓價，但他認為壓價有時是對方缺乏經驗，確實不知道這項工作的所需費用，如果仍想與對方合作，可以坦誠溝通，問清楚對方需要甚麼，再建議一個較省錢的方法，例如工作人數、器材多寡、現場音樂的長度等，但不要減少每個人的時薪，他相信這樣有誠意的合作，既解決對方的問題，也在對方心中留下好印象，以後合作也會被優先考慮。阿昭說：「Freelancer有個不利之處是怕臭朵，怕被人說搞大件事，這令自己很難向對方追數或傾工作條件，但我常常寄語一些freelancer要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自己是不可取代的，你的教學和產品都是獨特的。人是尊貴的，你手所做的東西是尊貴的，你盡心盡力去做，至少值得準時找數。」
去年5月，美國紐約洲的自由工作者法案正式生效，法例給予自由工作者可要求僱主簽訂工作合約（總酬金在800美元或以上）、要求僱主在合約結束後30日付費等權利。現時香港的《僱傭條例》並不保障真自僱的自由工作者，Martin認為香港的法例視野應擴展至自由工作者，因為他們也是勞動社會的勞工，也在創造經濟效益，「如果法例、勞工政策最後完全看不見這些人，那我們的勞工政策也幾失敗。」
為保障自由工作者而立法，容易嗎？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認為，外國成功立法是建基於他們從前對勞工保障的法例較為完善，而香港一直以來不重視勞工權益、工會弱勢，對既有的合約散工也保障不足，很難突然有一群工作性質或收入「高一點」的自由工作者出現，就會為保障他們而訂立新法例。同時，他認為把「自由工作者」浪漫化也不利於爭取勞動保障，「一方面是你自己選擇，另一方面是你多數不是做最基層的工作」，更因為賣腦力而不是賣勞工，而不被社會視為最受剝削的一群。
莫乃光認為，自由工作者增加其實是全球趨勢，香港也不會例外，而助長趨勢的因素包括科技進步和個人就業期望改變等，這種趨勢長遠來說會影響政府稅收，「如果（自由工作者）真是佔勞動人口一個很大的比例，影響到政府的入息稅稅收，（政府）如何面對這衝擊？」
在香港，自由工作者不但現在沒有保障，就連保障他們的法例也似乎立法無期，是否入行要慎思？莫乃光說：「自由的角度是很多人願者上釣，制度上是對這種工作形式不公平，但是否絕對不應該做？這是個人選擇。」
上文節錄自第12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23日）《自由工！自由人？探問自由工作之路》專題中的〈誰保障追夢者的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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