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與角度】White Backlash：白人反衝 馬丁路德金腹背受敵
在1960年代中期，馬丁路德金的思考已經超越原來的框架。他相信，種族主義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都有關。民權運動要從第一階段對基本尊嚴、公民自由和投票權的爭取，轉向進入到第二階段：經濟平等，要求政府將資源從戰爭轉向房屋、醫療、教育等。而這會比之前更困難。他開始批評越戰，認為詹森此前提出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是戰爭最主要的受害者，因為「大社會」原本是一個消弭貧窮的計劃，但結果，政府的經費或心力都花在越戰上，無法處理貧窮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把民權運動的動能和反戰和平運動結合起來。」
這個反戰姿態讓他跟詹森政府的關係日益緊張，也遭遇到白人自由派、主流媒體及不少黑人民權運動者的反對。因為反戰聲音在彼時的美國還不是主流，批評者很容易被視為不愛國，或者同情共產黨。
1967年4月，馬丁路德金在曼哈頓的河濱教堂發表一場重要的演講，試圖把他對激進派的暴力和對美國政府的暴力的反對結合起來。「當我走在沮喪而憤怒的年輕人之中，我跟他們說，汽油彈和槍彈無法解決問題。但他們會反問我，這個政府不也是用大量的暴力來解決問題嗎？……所以我知道，我永遠無法大聲反對貧民區的黑人受壓迫者採取暴力——如果我不能先反對今日這個世界最主要暴力的來源：我自己的政府……這種瘋狂必須停止。」他批評美國政府「將已經在社會中缺乏足夠資源的黑人青年送到八千里外的東南亞去確保別人的自由，但其實他們在喬治亞的西南方和東哈林區都無法確保自由」。
「我深信如果我們要站在世界革命的正確的一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必須經歷一場激進的價值革命。我們必須從一個事物導向的社會轉成人性導向。當機器和電腦、利潤動機、財產權被視為比人更重要，那麼，種族主義、極端物質主義和軍事主義的巨大三位一體，就不可能被克服。」除了對越戰的批評得罪了原先的白人盟友，他也很清楚，當他們要爭取更進一步的平等時，會遭遇更多的困難。
1967年5月，他發表另一場演說，叫「三種邪惡」：種族主義的邪惡、戰爭的邪惡和貧窮的邪惡。對於種族主義，他說，「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許多美國人想要一個對白人是民主的，但對黑人則是獨裁的國家。」
他進一步說，第一階段的民權運動結束了，現在的新階段是要在所有層面爭取真正的平等，而這是更困難的。「讓黑人可以和白人進同樣的旅館不會讓這國家花錢，讓黑人有同樣的投票權不會讓這國家花錢。但是，去解決貧窮、去消弭貧民窟，使有品質的融合教育可以落實，國家必須付出巨大的金額。這是我們現在的處境。而我們一定會失去一些朋友。」
對許多白人自由派來說，投票法案已經是民權運動最重要的成就。因此，一方面馬丁路德金在這階段的激進化，讓許多白人對他不滿，他的聲望開始下降。另方面白人種族主義也有新的上升趨勢，堅定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原先的阿拉巴馬州長George Wallace決定競選總統。這是所謂的「白人的反衝」（White Backlash）。
馬丁路德金說：「有些人說這叫做『白人的反衝』，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白人對於真正的種族平等一直都是猶豫與曖昧的。」因此，黑人權力和黑人暴動不是導致白人反彈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黑人權力是對白人權力的沮喪、挫敗的反撲與吶喊。」
的確，在接下來那個漫長而炎熱的1967 年夏天，從底特律到紐瓦克，將近30個城市出現大規模黑人暴動，所有的憤怒化成火燄。卡邁克爾說，美國黑人要在都市進行游擊戰。接替他擔任SNCC主席的布朗（H. Rap Brown）說，「應該要有比掠奪（looting）更多的槍擊（shooting）……白人就是你們的敵人……你必須擁有一把槍。暴力是必要的，這就像櫻桃批一樣是很美國的。」最後6,000多人被捕，40多人死亡，許多美國人不認識自己的國家了。
詹森總統指派克納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調查事件原因。而馬丁路德金有他自己的解釋。在之後的一場演講中，他說，若要理解這場暴動的原因，要先知道雨果的話：「如果一個靈魂被丟棄到黑暗中，那麼罪惡就會出現。但真正該被責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製造黑暗的人。」他接着說：「白人社會的政策制定者就是製造黑暗的人。他們創造了歧視，他們創造了貧民窟，他們讓失業、無知與貧窮不斷惡化。」他又說，這個暴動有五個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白人的反衝」，「因為暴動的根源是一種對於白人反衝所蘊含的攻擊和惡意的反彈情緒。」這樣的言論，只會引起更多白人反彈。
1967年7月，馬丁路德金出版新書《我們該往哪裏走》（Where Do We Go From Here?），進一步闡述上述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已經提出了現在愈來愈多人在倡議的「保障基本收入」（他主張針對窮人，但今天許多人的主張是給全民）。他相信這個財富分配系統不只可消弭以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的不正義，更能「讓人們獲得自由去追求可以增加知識的工作、鼓勵對文學的追求，並提升思想」。
但激進派還是不接受他。《紐約書評》8月號有兩篇文章討論日益頻繁的暴力行動，封面是如何製作莫洛托夫雞尾酒燃燒彈的插圖，其中一篇文章嚴厲批評：「馬丁路德金已經被時代拋棄了，已經被他所協助產生但卻不能預測的事件所取代……貧窮黑人已經取代自由派菁英來到舞台的中央……」
黑人的激進與暴力化，白人的嚴重反彈與疏離，讓馬丁路德金兩面受敵，內心痛苦，語言也愈來愈激烈。1968年2月，他在演講中說：「一種對於黑人的種族滅絕（genocide）正在出現…… 心裏的和精神的種族滅絕。」
只是，面對這些挫折，他依然堅定前行。在上述「三種邪惡」的演講中他說，「在某些議題上，懦弱的人會說，這安全嗎？便宜行事的人會說，這夠聰明嗎?虛榮的人會說，這會受歡迎嗎？但有良心的人會問，這是對的嗎？在某些時刻，你必須採取立場，即使這個立場不是安全的、聰明的、受歡迎的，你仍然必須做，因為這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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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台灣作家，搖滾研究者曾任《號外》總編輯
上文節錄自第11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28日）《槍響之前 馬丁路德金與三個邪惡的最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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