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與角度】佔領運動血的啟示 見證美國大學走出象牙塔
承接上文:
上文提到1968年學生領袖馬克拉德拉德發表了一封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的公開信,以回應他的代溝論:
親愛的格雷森:你看到了「代溝」,但我看到的是當下的統治者——亦即你,格雷森柯克,和這些覺得受到你所主導的社會的壓迫者——亦即我們年輕人。你或許會想要知道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畢竟你是住在一個自我創造的夢幻世界中……你要求的是秩序和對權威的尊重,我們要求的是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這也許對你來說是虛無主義,因為這是解放之戰的第一槍。我要借用你一定很不喜歡的人LeRoi Jones(非裔美國詩人)的話,「靠牆站好,混蛋,這是打劫」(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this is a stick-up)。
次日,在這個微冷的初春,大批學生走向校園中廣場參與拉德和SDS發動的示威……
日後成為著名小說家的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也去了這個集會。他說:「越戰讓每個人都抓狂。世界正在崩解,你可以感覺到混亂正在統治這一切,沒有人知道我們會往哪裏去。不能阻止戰爭的無力感,讓我在那天走向了抗議現場。」
除了抗議學生,還有反抗議學生在現場。他們手上標語寫着:「秩序是和平。把拉德送回古巴!」
拉德準備帶學生進去行政大樓抗議,不得其門而入。後來,他們衝去體育場預定地,又被警方驅離。於是決定佔領主要的教學大樓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甚至扣留了一位院長,提出六大訴求。
當晚,黑白學生起了矛盾:白人學生希望開放大樓給學生上課,因為學生是他們的後盾,但黑人學生認為哈林區居民才是他們的後盾,因此主張封鎖大樓。黑人學生最後要求白人學生離開,去佔領別的大樓。
這並不令人意外,原本在1960年代前期的民權運動都是黑人和白人運動者並肩努力,但1966年之後,新一代激進黑人開始主張黑權,拒絕和白人自由派合作,激進化後的民權組織SNCC(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就趕走了所有白人。
離開的白人學生前往行政大樓「洛氏紀念圖書館」,佔領了校長室。幾天後,他們總共佔領了五座大樓,每棟都成立罷課委員會。
學生們展開了他們的革命生活,不論是辯論美國帝國主義性質,彈着吉他唱Bob Dylan或者談戀愛。他們各自有不同立場,革命派、非暴力派,當然還有好奇與湊熱鬧的。漢密爾頓大樓牆上貼着捷古華拉、列寧和麥爾坎・X(Malcolm X)的海報,甚至有一對情人穿上禮服,舉行了一場正式的結婚儀式。
一個抗議學生坐在校長桌上的一張照片,成為保守派眼中一個不成熟世代暴力與混亂的象徵。
很多知名人士也都來了: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東村的反文化人士,或者老學運份子湯姆海登(Thomas Hayden)、黑權派領袖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這個古老的校園儼然是美國革命的中心。一位黑人學生日後回憶說,連中國的毛澤東主席都發了電報來表示支持,指黑人學生團結。
4月26日,學校宣布停建體育館,也關閉了整座大學。抗議的與被關閉的學校不只哥大,在那個月,全美許多大學和高中都出現大規模的反戰佔領運動。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也是,不論是日本、英國或意大利。法國西部的南特大學也被學生佔領,五月風暴正在來襲。
4月30日凌晨,學校要求紐約警方清場。大批重裝警力進入被佔領的大樓,一面毆打學生一面把學生拖出去,血濺四處。人們之前在賽爾瑪、在許許多多地方看見黑人抗議者被警察暴力攻擊,但從來沒看過如此大批白人學生被如此毆打。
最後有700多名學生被捕,100多名受傷。
接下來幾周,為了抗議警察暴力,學生大規模罷課。許多本來不支持佔領的學生看到警方的暴力,也紛紛出來抗議或參與罷課。學校處分拉德等人後,又爆發短暫的佔領行動,以及警方更激烈的清場行動。哥大在整個學期的課程幾乎停頓。
這場佔領影響深遠。
學生的訴求基本上是成功的:學校停建體育館,停止和IDA的合作,大部分學生沒有被處罰,而柯克校長在8月提出辭職——這個事情尤其讓他惡名昭彰,事後的調查委員會也認為他對學生回應的冷漠,是導致這場學運爆發的主因之一。
不過,帶頭的拉德被退學。那一年稍晚,他帶領一群人離開SDS,組成一個叫做「氣象人」(Weatherman)的團體,用更暴力的方式來反對無法叫停的越戰,並在美國的土地引爆炸彈來刺激麻木的中產階級。
當時的FBI頭子也被哥大佔領事件深深震撼。他在事件後立刻在FBI成立一個秘密行動,包括超過2,000名探員,目標就是反戰的新左翼學生。
哥大是第一個進行這麼強烈佔領行動的長春藤大學,其後有更多的大學起而行動。對白人中產階級來說,這件事的震撼遠遠超過此前黑人的抗爭與被鎮壓。因為眼前流血的青年是他們的孩子。
這場佔領也從根本意義上挑戰了大學的意義。1950年代的美國大學強調的是大學自主,是孤立而超然的經院。但當整個時代正在劇烈的翻攪,當遠方有許多人正在死去,而美國內部正在內爆,這些象牙塔的沉默變成了體制的幫兇,而不是令人崇尚的美德。更不要說他們是軍國主義的主動合作者,或者舊時代種族主義的維繫者。在1960年代末之後,美國大學的氣氛和學術體制也逐漸改變,如出現黑人研究等科系或課程。
這個運動或者整個1960年代的反叛更改變了許許多多參與者。保羅奧斯特在2008年回憶當年的熱血時,他說:「我的思想在那個火與血的一年之後,並沒有改變多少,並且當我現在獨自拿着筆坐在這個房間時,我知道我仍然是瘋狂的,也許比以前更瘋狂。」
後記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一個晚上在立法會門外播放關於哥大的電影《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這是改編於一部自傳體同名小說。那是很難忘記的一個夜晚。
張鐵志台灣作家,搖滾研究者曾任《號外》總編輯
上文節錄自第11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7日)《佔領這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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