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為誰而立?

撰文:陸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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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成立逾百年,一代又一代港大人「接力」回答着同一個問題:港大為誰而立?這個問題之所以遠比字面看起來難回答,是因為它蘊含着大學之於社會以至香港之於中國、之於世界的大哉問。正在燃燒的校政風波,把港大再度推上為誰而立的風口浪尖。諷刺的是,也許引爆風波的各方都自以為在捍衛大學的尊嚴,呈現在大眾眼前的卻是一場宮鬥劇。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得明白:「香港大學是屬於香港的,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個人,不是屬於校長個人,亦不屬於校委會任何一個人。港大是屬於所有香港人…..任何事情,必須以大學的利益為首位。」特首指令教育局成立小組「調研」風波,首個任務便是釐清事實,查明對立雙方為何爭鬥。

港大不僅屬於香港

其實,港大不僅僅是「屬於香港」。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港大在1911年創校時提出的口號是「為中國而立」。「港大為誰而立」這個命題濫殤於此,後代人持續追問,突顯了香港在不同歷史時空裏對「為中國」的認知變化與深化。去年出版的《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藉着重組1978改革開放之初港大人與內地的交流互動,重新探索港大創校初心。

《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描繪了 18 位上世紀 80 年代推動和主持交流的學者和校友群像,並透過和他們有關的人與事,為這「世紀之問」作出解讀。

主編這本書的港大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前總監陳婉瑩在序言如此概括傳承歷史回答「港大之問」的意義:「港大是中國的大學,也是香港的大學。港大從誕生日起,就有國際化的基因,是國際化的大學。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 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的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關懷和熱愛。」

這番話語簡意賅地道出了港大安身立命之所在,不難看出,它其實也是香港這個獨具一格的特別行政區安身立命之所在。校政風波的各種小道消息把輿論焦點帶向充滿戲劇想像的恩怨情仇情節,但由此引申的一些爭論便導向「港大為誰而立」,戳向香港長期積累的其中一個根本矛盾。

「海歸」也是國際化

例如,一些人放大了張翔校長的「海歸」,但他其實是個「美國人」,他的家國情懷毋須質疑,但肯定不是用狹隘的二元對立思維可以理解的,而不論是在美國還是西方國家,類似背景的頂尖人才不在少數,香港理當有足夠胸襟包容這種「國際化」;與此同時,校委會「本土」色彩濃烈,但其組成實際上華洋共處,是香港傳統上更熟悉的「國際化」寫照。

回到風波本身,政府調研小組肩負的三大任務除了查明事實,小組還希望協調內部溝通合作及提出改善港大整體管治的建議,這清晰表明,當前最直接的矛盾是對立雙方管治理念與作風不合。事實上,港大管治架構權責爭議非一日之寒,這次風波中雙方所擺出的具理力爭姿態堅持自己的作為不違反程序,更加說明了現有架構存在缺失。

明面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如何防止多個大學主管職位長期懸空、校委會與校長在大學日常行政中的關係等等,同時應該探究的也許還包括既有行政結構本身是否也有調整的地方——校委會決定增加兩名副校長是這場風波其中一個環節,換個角度看,如果以大學學術表現作考核指標,港大在多位主管長期缺位的國際排名反而上升,是否說明原有行政結構的效率值得檢討?改良與完善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在這方面,政府的調研以及後續的跟進處理任重道遠。

香港大學6月14日於陸佑堂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由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王沛詩女士及校長張翔教授主禮。(香港大學提供)

當然,如果執行者不能有效運行,再好的制度也是徒然。大學是傳輸學問的地方,管治本身就是一門大學問。以革新北京大學而留名青史的蔡元培被譽為中國近現代最偉大的教育家,相比起管理能力,他更為人樂道的軼事是多達七次從北大辭職。歷次辭職的具體原因不一而足,但助燃劑往往是是蔡元培作為一個教育改革家的信念,這一方面突顯了他所身處時代教育與政治之間強烈張力,同時也讓人見識到治校與治政無法斷然割裂。

2021年贏盡口啤的內地電視劇《覺醒年代》,曾以浪漫化的方式演繹蔡元培首次辭任北大校長的經歷。當他在校內會議上聽到張勛復辟的消息時,立即離席,急匆匆跑去教育部,臨行前狡黠地對一臉迷糊的陳獨秀說,既然明知復辟是一場鬧劇,「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他所做的既是表明支持共和體制的文章,也是宣示北大堅持推進新文化的文章,是看清社會改革大潮流後作出斷語。

即使是再頂尖的學者或專業人士,既有學術水平或專業資歷與管治大學的能力也不必然劃上等號。港大自去年9月以來管治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客觀上說明無論是看家的還是管家的表現均難以服眾,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這個時候,當家人如果只是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應對,無異於斬腳趾避沙蟲,使自己也成為問題製造者。潮流興「沉浸」,港大風波當然還未惡化到有誰需要辭職明志的地步,但假使身陷其中的人都能如社會所盼以大學利益為首位,真正思索「港大為誰而立」,不妨先沉浸式體驗一下電視劇裏對教育者對管治者發出的精神拷問。

港大校委會周三(6月19日)下午四時開會,約半小時候結束。(圖左起)校委石禮謙和暫任行政及財務副校長田之楠一同離場,二人未有回應記者提問。(廖雁雄攝)

拖延不能為港大止血

《覺醒時代》裏,蔡元培在教育部見到的是早就備好茶等着收辭職信的教育總長范源濂與外交長官汪大燮,他們對時局的判斷,比蔡元培更深劇透澈。這個有歷史事實作基礎的戲劇橋段娓娓道出管治者所應具備的視野與情懷。蔡元培帶着對「北大為誰而立」的清醒認識走上辭職之路,范源濂不僅是想着「北大為誰而立」,更是看清了「中國為誰而立」的潮流,欣然擔當教育革新的後盾。當下的香港正在回答「識變應變求變」的考卷,無論是「為中國而立」的港大,還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同樣需要有如此情懷、如此視野的治理者。

政府調研小組介入後,港大校委會周三(6月19日)首度召開特別會議,短短半小時就結束,風波兩位主角均有出席。當局事先已放風稱這次會議不會處有矛盾的議題,但任何人都知道迴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教育局局蔡若蓮日前透露,對立雙方仍未有共識,說明政府的介入暫未有實質成效。港大享有的國際地位,使這場風波備受國際學術界關注,愈早打破僵局,對港大傷害愈少。為了查明真相,調研小組必然要密集約訪不同持份者,能否及時將相關信息向上匯報,作為港大校監的特首又將如何應對,能否及時為港大止血,同樣萬眾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