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處罕反擊審計報告 黎棟國撐舊部 學者：似暗示「武官」超然
審計署昨日（28日）發表最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入境處需加強追查假結婚案疑犯下落，有2,609宗個案將積壓至今年，半數已積壓逾兩年，最長至11年。其中一名假結婚案疑犯，入境處自2011年揭發事件以來追查多年都沒有結果，等到2019年初疑犯去世仍未成功查問落口供。
入境處深夜發新聞稿嚴厲駁斥，指每宗假結婚個案皆有其獨特性，「對於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該處深表遺憾」，不論是出稿動作、措辭之強烈，均相當罕見。
結合近幾年政治局面，事件令外界關注到，紀律部隊的政治影響力是否急脹，以至可公開駁斥監管部門的意見，甚至有「武官壓過文官」現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入境處做法極不尋常，邏輯如同「阿sir做嘢唔使你教」，以執法部門的「專業性」為由，拒絕聆聽批評，似乎在暗示紀律部隊有「某種超然的地位」。
前入境處處長黎棟國表示，從報告可見，入境處曾經上門多次尋找疑犯，但「無人能寫包單一定找到那個疑犯」，認為若單憑一個角度作結論，有機會產生偏差。
態度突變：由「同意」報告內容 到指控「胡亂批評」
根據審計報告，入境處去年有2,609宗涉假結婚個案未完成調查，將積壓至今年，當中2,237宗交由專案小組處理，50%已積壓逾兩年，有167宗更已積壓6年以上至11年。其中一個個案，審計署指入境處於2011年揭發後，追查行動「並非完全有效」，包括5度家訪不果，雖然3次成功以電話聯絡，但對方從未應約出席訊問。
處方後來將疑犯資料輸入電腦系統，等待機會截獲，惟等到2019年初，疑犯在香港醫院去世後都未有結果。至於兩名涉案內地女子分別在「結婚」7年及9年後被入境處截獲，但經訊問後，由於證據不足，入境處最終決定不檢控。
在審計報告中，入境處回應指「原則上同意」加強查核懷疑假結婚個案，並同意檢討上述個案並汲取經驗，日後加強措施追查假結婚疑犯的下落。
罕有公開駁斥審計報告
惟同日晚上入境處態度突變，發出長篇新聞稿，用詞非常強硬，強調每宗假結婚個案皆有其獨特性，嚴謹精密的搜證程序需時，以及就每宗個案需要搜集的證據都不盡相同，調查時不能只考慮片面資料，更不能一概而論。」新聞稿指，調查人員因應每宗個案的背景及獨特性採取不同角度的調查手法，一向不遺餘力打擊涉及假結婚的罪行，「對於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該處深表遺憾。」
翻查資料，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對審計報告的回應，一般刊載都在報告相關章節的後方，而且內容十分簡短，大多是「同意」或「整體上同意」審計報告的建議，最多稍為解釋部門的難處。通過新聞處發稿公開回應審計報告，過往甚為少見；用強硬措辭公開回應，過往更是絕無僅有。
審計署今日（29日）出聲明回應指，不論是有關的局長、部門首長、公共機構主管或他們的屬下人員，都應避免公開反駁報告書所載的審計結果。
紀律部隊影響力增 警隊曾公然批評張建宗
根據《核數條例》，審計署署長是香港特區政府帳目的審計師，行使監察的職能。署長可取得由任何公職人員管有的所有紀錄、簿冊、憑單、文件、現金、收據、印花、證券、物料及任何其他政府財產；要求任何公職人員作出署長認為適當的解釋，或提供署長認為適當的資料，以便署長履行其職責；不受任何其他人或主管當局指示或控制。在《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中，審計署署長和入境處處長並列，也是需要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
今次事件似乎折射出一種政治現象：自2014年「佔中」事件以來，紀律部隊尤其警隊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至2019年反修例事件，警隊成為衝突主角，最經典例子是元朗站7.21暴動及襲擊事件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承認警方於處理事件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政府願意道歉，結果引發警隊內部不滿，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質疑張建宗若能力不足應「退位讓賢」，亦有警員匿名聯署譴責張建宗，事件被外界質疑為「以下犯上」，亦違反《警察通例》中不得直接去信政務司司長的規定。4大警察協會其後與張建宗會面要求解釋，最後表示「滿意」司長答覆後，風波才告平息。
入境處處長乃「升官位」
同為紀律部隊，入境處負責邊境出入境安全，一向備受重視，曾任入境處處長者，多人離任後都繼續升官，葉劉淑儀、李少光、黎棟國升任保安局局長；陳國基退休後一年，即成為林鄭月娥的特首辦主任；曾國衞於去年4月升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首次有紀律部隊首長「轉跑道」出掌該局，被外界形容為「武官壓過文官」。
▼張建宗與警隊風波▼
馬嶽：邏輯如同「阿sir做嘢唔使你教」
馬嶽表示，入境處今次做法不符合政府一直以來的規定，因審計處本身是政府內部的監管組識，有既定程序，報告內容亦須轉交立法會，如需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經審視後發現有問題，部門就應該檢討、改善，「但現在（入境處）如此反擊，似乎代表他覺得不需要理會這些意見。一個被監管的部門，如此公然無視、反擊監管者的意見，像是表示『我啱晒，冇嘢需要改善』，潛台詞即是『阿sir做嘢唔使你教』。如這個邏輯延伸下去，任何被提醒的部門，都可以用『你唔係做呢個位，你根本唔識』為由，完全不理會審計處的意見，那麼整個審計署制度就如同已廢掉了。」
至於事件是否顯示紀律部隊的實質政治權力正在膨脹，馬嶽認為有此危險，他指，入境處聲明的用詞，提到「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又指報告「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似在暗示「刑事調查的部門有某種的超然性」。
黎棟國力撐入境處舊部：無人打包單一定找到疑犯
曾任入境處處長的新民黨副主席黎棟國向《香港01》記者表示，從報告內容可見，入境處曾經上門多次尋找疑犯，又將其資料加入電腦系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個本身資料極少的人並不容易：「無人能寫包單，一定找到那個疑犯，正如警察通緝某個人，都不代表一定捉到。如果由不是作調查的部門，沒有一定理解之下，單憑一個角度作出的結論，確實有機會產生偏差。」他期望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將來有機會深入討論該審計報告，讓大家掌握更多有力的依據。
至於事件背後是否有某種政治意味，黎棟國認為毋須有太多解讀：「如果不滿意、認為不對，那當然要說出來。正如你們傳媒朋友，也覺得香港的言論自由很重要。那麼有意見就說出來，有什麼問題？不同部門之間有不同意見，其實很平常，如果不同意又不說出來，那就是默認了。」
劉兆佳：事件特殊 但處方需捍衞尊嚴和地位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亦指，不需要過多解讀，但承認今次事件比較特殊：「一般情況下，即使被批評部門不太同意審計報告的批評，也只是會作出辯解，今次入境處應是認為審計處的批評極不合理才有此激烈反應，也是要捍衞入境處的尊嚴和地位，部門首長亦有責任和需要捍衞下屬以取得其擁戴。」他認為，沒有政府部門會想搞砸與審計署的關係，不然往後隨時受到「重點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