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攝記花七年拍攝露宿者　高仲明感情投射、放逐自我

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在「光影作坊」舉行《放逐》攝影展覽，從他拍攝的露宿者系列中，揀選了其中三位：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照片展出。
露宿者系列是高仲明的一個長期拍攝計劃，以年為單位，拍攝露宿的生活。大眾對於露宿者通常有着不好的印象，覺得骯髒、吸毒、難以溝通，「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原因，但造成了他們選擇放逐自己」。
高仲明因為生活上的壓力，將拍攝露宿者視為一個喘息的空間，踏足愈深，也是另一種的自我放逐。
攝影：高仲明（受訪者提供），周穎瑤、蘇煒然（訪問部分）
撰文：蘇煒然

在後巷之中找樹窿

2014年，高仲明因工作去到旺角聯運街後面的「屎忽行」，在那裏認識了雄叔。露宿者活在社會邊緣，突顯城巿陰暗面，對於紀實攝影師來說甚具吸引力，高仲明自此開始拍攝露宿者。那時候高仲明因工作壓力、家庭壓力，有意無意將這條後巷視為情緒的避風塘，跟雄叔談話、用相機拍攝後巷生活，成為了他的「救贖」。

後來雄叔過身，高仲明為幫他處理後事，找到他的前妻及3位子女。雄叔過去吸毒、爛滾、爛賭，絕不是好丈夫、好爸爸，終於與妻兒決裂，被妻兒憎恨；然而雄叔的子女從高仲明拍攝的照片中，重新認識雄叔，並對高仲明說：「我原諒他了。」

然而雄叔的離去，卻令高仲明崩潰：「其實不關他（雄叔）事。我自己情緒不好，可能我把他當做樹窿（傾訴對象），我失去了樹窿於是便崩潰。」高仲明得了躁鬱症，情緒大起大落，每日需要進食數十粒精神科藥物去控制。

感情投射在露宿者身上

高仲明之後又拍攝了幾位露宿者，阿Sing是其中拍攝時間最長的一位，前後超過了3年。「那時是我情緒病最差最差的時候。我經常找他，我亦經常幻想自己會變成他一樣。所以我好想幫助他。」高仲明坦言自己可能出於私心：「我幻想會變成他，如果他變好的話，等於我也能夠變好。」

阿Sing染有毒癮，高仲明勸他戒毒，回家鄉尼泊爾尋找親人。另一方向，高仲明因情緒問題酗酒，阿Sing反而叫他戒酒。每一次阿Sing吸毒，高仲明總想靠近拍攝不同角度，阿Sing勸他不要走太近，指吸入毒品對高仲明身體有害。「他懂得關心我。我代入了他，完全投入了他的世界。」高仲明說。

阿Sing戒毒後過新生活　不想再見面

拍攝期間阿Sing先後兩次因吸毒被判入戒毒所，高仲明一直給予支援，到阿Sing第二次離開戒毒所，高仲明近乎神經質地找社工、找NGO，要防止阿Sing重投毒海。「進入戒毒所是一定可以戒斷毒癮，因為那裏是完全（跟毒品）隔絕。但離開戒毒所之後，很容易再次接觸。有了第一次經驗，我知道短時間內絕不可以讓他回到街上，不可以再見那些人（讓阿Sing接觸毒品的人）。」終於找了到一個尼泊爾NGO協助，阿Sing展開了新生活。

到2019年聖誕節，高仲明忽發奇想，想找久未見面的阿Sing敍舊，卻被拒絕了。社工傳達，原來阿Sing覺得人生中最壞的時間都是與高仲明一起度過，不想見面，不想再想起舊事。高仲明當時又悲又怒，幾乎哭了出來：「我這麼幫你，你卻這樣對我？」他從油麻地信步走到尖沙咀，過程中想通了：阿Sing未能完全放低舊生活，害怕面對是人之常情。到將來他真正放低了，再一起暢飲談天也不遲。

消失了的慘白世界

除了展覽中的3位，高仲明也拍攝過其他露宿者，包括越南船民光哥。「我當時病到最癲的地步，為甚麼我會把相片拍到如此光猛慘白？是因為我以為自己真的見到這樣的景象。我完全把他當做樹窿，我也幻想自己會變成他一樣。我康復之後不敢見他，完全不再理會他的死活。」高仲明就像阿Sing不想見他一樣，不想見光哥，不想再受情緒病困擾，也因此覺得自己對光哥有所虧欠。

直到有其他人想訪問光哥，找他搭路，高仲明才不得不再次回到光哥居住的天台。後來高仲明協助光哥「上樓」，「為他付出少少，作為一點補償似的。」然而光哥上樓一個星期便回到天台，高仲明再次到天台找光哥詢問原因，光哥回答說不習慣，還叫高仲明不用再幫他，稱會一直在天台居住。「我鬆了一口氣。」高仲明說：「我不敢？我不知道，總之我不想，不想在展覽中包含光哥的照片。」

心態轉變卻受隔閡所阻

展覽中最後一位露宿者是犀利哥，拍攝時高仲明的躁鬱症已康復，「再沒有要找樹窿的感覺。」拍攝動機更多是由於高仲明對露宿者變得熟悉，有一種想要記錄他們，展示他們真實狀況的「責任感」。然而心態的轉變也影響了照片，「同樣拍攝很久，也有約3年，但最初2年拍得並不好。我不敢再用以前的拍攝方法，我和他（犀利哥）隔着距離，不似跟雄叔、阿Sing那樣密切。我們之間有些隔閡，他也感受到。」

有一日，高仲明接到電話，卻是醫院告知犀利哥因病入院，並發現了末期癌症，他在聯絡人一欄填上了高仲明的名字和電話。「我好驚，我好害怕拍攝期間他像雄叔一樣病逝，會令我大受打擊，再次引爆情緒，那個狀態太辛苦了。」但高仲明終究還是趕到醫院，也提出暫停拍攝，口裏說避免妨礙犀利哥治療，心底也是害怕舊事重演，引爆自己的情緒病。犀利哥卻認為不好，希望高仲明繼續拍攝，甚至想一直拍到自己死為止。犀利哥意志堅決，高仲明也答應繼續拍攝。

攝者與被攝者　也是人與人相處

經過這件事，高仲明和犀利哥的關係卻拉近了。犀利哥開始向高仲明透露心事，出院後更邀請高仲明陪他到香港仔散步。「他露宿之前住在香港仔，現在家人仍住在香港仔。他從來沒有回去，雖然他口裏說不怕回去、不怕再次見到家人，但真心不怕的話，又怎會二十幾年從不踏足？他想我陪他回到一直不敢去的地方，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們真正成為了朋友。」

此後高仲明自覺拍攝的照片亦愈來愈好。「Long-term projects（長期拍攝計劃）就是這般乞人憎。你要不把整個人情緒投入其中，就是拖長時間慢慢建立關係，才會見到他（被攝者）的真實一面，相片才會好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性格會展露出不同的細節。我覺得這些細節令照片變得豐富，能夠令受眾知道這個人或事，有更清楚的理解。當然這（拍攝這些細節）令我更花時間更花心力，但我又覺得好玩，我願意去做。」

露宿者與拍攝者的自我放逐

展覽的名稱叫做《放逐》，是高仲明之妻想出來的，高仲明覺得十分適合。每一位露宿者背後的故事各不相同，可能是吸毒、欠債、又或者純粹自己想要這樣過活，那是一種自我放逐，脫離了大眾所理解的「正常生活」。而高仲明作為拍攝者，受情緒影響走進去露宿者的世界，將自己投射在被攝者身上，當時的狀態，也是另一種的自我放逐。

「拍攝雄叔和阿Sing的時候，我投入了很強烈的情緒，他們又傳達出他們的情緒，互相撞擊。所以我自己覺得他們的照片比較好看。犀利哥的照片則理性得多，當時我個人清醒得多。」三位露宿者的照片，反映出高仲明的心路歷程。他在這些年來遇上了不同的人，跟他們相處，有陷於低潮的日子，有軟弱的時候，有感動的瞬間，「各方面都變得更成熟。無論是對於我自己，還是對於攝影。」

離開舒適區　還原現實場景佈置展覽

這一次展覽分為三個部分，高仲明仿照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生活環境搭建裝置，利用電視機或投映機播放照片。「我想還原現場，讓人看到他們的真實情況、住宿環境。」

雄叔住在紙皮和木板搭成的小屋，高仲明就走到深水埗搜集物資，搭出小屋作為展覽裝置，裏面放着電視機播放照片。「你要墊着紙皮坐在地上觀看。我覺得大眾經常以一個居高臨下的角度去觀看他們（露宿者），我希望觀眾參觀時要配合他們的位置（處於相同高度）。」小屋旁邊也擺放着雄叔生前會用到的清潔用品，「他（雄叔）在生時，他的後巷很乾淨。反而是我很不整潔，很邋遢。」

阿Sing以前住在蚊帳裏，高仲明也找來蚊帳，用卡板墊高，說可以減少蛇蟲鼠蟻；天花懸掛着投映機，將照片投映在發黃的床褥上。「你要走過來，行到好近。好多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好怕他們（露宿者），覺得骯髒，懷疑會有木蚤等等。但你要觀看我這個展覽，一定要走到好近。」床褥上擺放着VCD和色情刊物（道具），是阿Sing撿垃圾時撿回來消遣用的，地上則有幾綑電線「他（阿Sing）撿電器和電線，裏面銅線值錢。這樣一綑，夠他一日的毒品錢。他吸得很『節儉』。」

至於犀利哥的照片，則利用摺枱上電視機播放，枱面還有一盤國際象棋、老花眼鏡和咖啡。「他很好，再窮也不會問我借。只有一次，他說想繼續看書、看電話，想看得清楚卻沒有眼鏡。於是我便送了一副給他。他棋藝很好，又喜歡飲咖啡和看電影，這些事情並非如某高官所言，只有中產才能享受。」訪談期間，佈展同事出門抽煙，高仲明連忙捧着作為裝置佈置之一的煙灰缸追上去，說：「幫我弄點煙灰進去。」

「搭建雄叔的小屋時我很開心，因為我和雄叔的感情真的很深。我是個老套的人，以前沒有想過這樣佈置，原來我也可以做到不一樣的事情。」高仲明說：「我想用露宿者系列，成為人生，或者攝影上的一個小總結。」他未來將會轉換新的環境，作出新的發展。

後記：

高仲明 與 Eugene Smith
撰文：周穎瑤

高仲明當然不是Eugene Smith，筆者相信高先生也不會覺得自己可以與Eugene Smith相比；只是當筆者早前觀看以Eugene Smith拍攝水俁市經歷作為藍圖的電影《毒水曝光（Minamata）》時，不時會想起高仲明。

Eugene Smith以曾為《LIFE》雜誌拍攝了多個充滿人文關懷而震撼人心的圖片故事聞名，電影開頭亦沒有逃避Eugene Smith自拍攝二戰後的後遺：酗酒、失眠、噩夢連連，在遇上水俁病這課題前久久未能再出遠門拍攝。明顯地，那一刻的Eugene Smith情緒不會是好，畢竟他經歷過的是難以言清的殘酷，從生活上的，從事業路上的。也許每一位花時間跟進一件事或是一個人物故事的傳媒工作者，總因人世間的各種悲苦，免不了碰上一刻甚至一段時間的沮喪期，攝影記者當然也不例外。

筆者第一次讀到雄叔的故事，已經是在雄叔身後，當時高仲明為雄叔拍攝的圖片故事得到了《前線‧焦點2015》圖片故事組的冠軍，故事拍攝到最後是雄叔的離世，由高仲明發現、召黑車、找着雄叔的家人辦後事，為被訪者送終究竟是什麼樣的失落？實在難以想像。那是筆者在書本讀到著名相片《飢餓的蘇丹》的故事以後，又一次觸動了有關「距離感」的反思。

攝影師也是人，介入不介入被攝者處境的討論總是長青，筆者總覺得高仲明並沒有想太多，在拍攝者以外他就也是個人，或者是個太忘我的人－－不是Ecstasy，是losing self。當Robert Capa 在說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的時候，高仲明甚至與他的被攝者成為了如此的夥伴，親近如斯，卻也因生活的不如意與眼前的苦澀夾擊，他在某個時候不見了些東西。

緣份使然，在高仲明口中說起他最低潮的時間，筆者有幸與他共事過，直到他決定要轉換他的生活重心。都是從事影像的人，多少從他的作品看得出他情緒的起落，所以能夠看到他拍攝犀利哥的作品時，雖然那並非輕鬆愉快的故事，犀利哥也是厄運重重的，但看得到畫面對比從前添了一絲絲的豁達，或是成熟，如果豁達是一種成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夠消化多一點，想也是會健康一點吧。

結果，筆者撰此後記的進度不是太順暢，想必是距離感作祟－－高仲明多年來拍攝的無家者系列，當然是本地記錄貧苦相當重要的作品；作為前同事及認識多年的行業後輩，他作為人與攝影師的轉變，也是讓人在乎的一個故事。放逐以後，來到此里程碑，祝願他的無家者攝影企劃能更宏大地發展下去，新生活一切順利。

高仲明個展《放逐》展覽詳情：

日期：2021年5月8日至5月30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光影作坊｜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二樓二室
預約參觀：https://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