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2022及2023年成為二戰結束後最多衝突的兩年？

過去的這兩年，是自二戰結束後衝突爆發最多的兩年。在過去的24個月裏，大量武裝衝突開始爆發、再度激化甚至持續升級。其中有些是本已中止多年的衝突，雙方在數年內都未直接交戰；另有一部分則是一些長期醞釀的衝突，即此前曾間歇性爆發了一些低級別的衝突，但現在卻都變得活躍起來。

這包括加沙戰爭和俄烏衝突，還有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的敵對行動、塞爾維亞對科索沃採取的軍事措施、剛果東部的戰鬥、蘇丹自4月以來的全面動盪以及在提格雷隨時可能被埃塞俄比亞當局打破的脆弱停火協議。與此同時，敘利亞和也門並不太平，黑幫團體和卡特爾組織也在不斷威脅海地和墨西哥等國政府。

本文取自微訊公眾號民智國際研究院，編譯自《大西洋月刊》的觀點文章，原標題為Not a World War But a World at War。

「烏普薩拉衝突數據計劃」（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自1945年以來一直追蹤全球範圍內的戰爭，指出2022年和2023年，是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衝突最為頻繁的兩年。早在2023年1月，在上述衝突爆發前，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阿明娜（Amina J. Mohammed ）就警告過，世界和平「正受到嚴重威脅」。那麼，為什麼這一連串的衝突會在世界突然拔地而起？

有三種理論可以合理解釋這一現象。無論哪種是正確的，其結論都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衝突可能會繼續增多。第一種解釋認為外界為這一系列偶然的衝突強加了因果性。正如散文家、統計學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告誡的那樣，人們太容易 「被隨機性愚弄」，即總是有意解讀一些原本可能只是巧合的事情。也許一系列武裝衝突的同期爆發只是一種巧合，並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例如，一些此前長期處於潛伏狀態的衝突可能恰好到了爆發的時候，或者最近才得以平息。換句話說，這些衝突僅是一系列不幸事件，而且它們隨時可能再次重演或者加劇。

不過，儘管這種理論可能是合理的，但它的說服力相對較弱，而且無法幫助預測下次衝突會何時發生，並最終可能演變至何種情況。雖然偶然性確實會存在，但當前的多場衝突恰逢國際體系發生巨變之際。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似乎早已結束，而該國也無法再勝任「世界警察」的角色。更何況，美式和平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和平，其在上世紀90年代尤其充滿爭議。那段時間，不僅全球多地都爆發了內戰，而且歐洲和非洲的土地上也爆發了重大的跨國戰爭。

然而，美國當時還是試圖解決並遏制許多潛在的衝突。美國政府曾嘗試帶頭驅逐侯賽因（Saddam Hussein）領導的伊拉克軍隊離開科威特、推進《奧斯陸協議》以解決以巴衝突、促使朝鮮與韓國改善雙邊關係以及鼓勵全球維和行動的發展。即使在美國經歷「9/11」恐怖襲擊後，國際社會中的許多人仍支持美國入侵阿富汗，認為有必要「剷除」其政權，從而使這個長期陷入泥潭的國家得以重建。雖然戰爭在那個時代尚未結束，但人類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找到維繫持久和平的方法。

可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美國似乎不但浪費了支撐其自身戰略所需的支持與信任，也逐漸喪失了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資源與能力。到2010年代初期，美國捲入了兩場失敗的戰爭，並且艱難地從金融危機中復甦。與此同時，世界的權力逐漸開始從華盛頓這一單極轉移到多個新興大國手中。正如時任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所說，「我們更像是生活在18至19世紀的世界中。」在幾個大國在世界舞台上爭權奪勢的情況下，多極世界存在着更多可能引發各種大小衝突的潛在因素，這是第二種解釋。

具體而言，中國已然崛起為了一個致力於影響國際體系的大國，它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獲得經濟吸引力，也在不斷推進其軍事現代化。俄羅斯雖然沒有像中國那樣的經濟實力，但它也試圖主導其所在的地區，確立自己在全球事務參與中的影響力，並且推動國際秩序變革。俄羅斯或中國是否在經濟或軍事上已經與美國持平的問題並不重要，但這兩個國家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影響力足以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然而，世界大國間的競爭可能導致混亂。正如最近諾特（Hanna Notte）和金馬奇（Michael Kimmage）在《外交事務》雜誌中所指出的那樣，大國往往會因為相互爭奪或彼此勾結而分心，從而難以有效應對「中等國家、小國甚至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發生的衝突」。這樣下去的結果便是，即使大國之間避免了戰爭的爆發，但它們的行為卻可能會在其他地方引發爭端。

儘管包括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在內的許多事件似乎與多極化有所關聯，但多極化並非是當前衝突浪潮下唯一的新趨勢，也不是導致全球應對措施無效的原因。全球性問題需要通過合作解決，但當大國被競爭和否定所驅使，而對聯手與分享充耳不聞時，合作就會變得十分匱乏。

然而，假設衝突的擴散並沒有一個系統性的原因，那麼就應從俄烏衝突這場大規模爭端的「觸發作用」開始說起，這便是第三種解釋。烏克蘭危機是自二戰以來歐洲版圖上規模最大的衝突，預計其將持續至2024年以後。這場衝突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從而導致世界未能有效阻止上面提到的其他地區危機的升級。這種情況與以往大國分散注意力的情況不同。在當前情況下，大國並非是僅僅因為分心而未能應對新出現的危機，而是因為他們缺乏應對除俄烏衝突以外的外交和軍事能力。

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衝突為例，阿塞拜疆其實預料到，如果它在納卡地區部署軍隊並重新調整與亞美尼亞的領土現狀，俄羅斯將無力或者不願作出回應。事實證明，這場賭博是正確的。儘管俄羅斯在協助解決兩國此前的衝突中發揮了作用，但俄羅斯並沒有對阿塞拜疆最近對亞美尼亞所採取的行動有所作為。俄羅斯最有力的聲明來自普京本人的回應，他表示，「假如連亞美尼亞自己都承認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那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而就加沙戰爭而言，哈馬斯認為，在主要大國將它們的外交和軍事資源集中在烏克蘭的國際背景下，這是對以色列發動軍事行動的「合適時機」。哈馬斯副主席薩利赫·阿魯里（Saleh al-Arouri）早在今年4月就通過半島電視台表示，「美國深刻地意識到當前與俄羅斯爭奪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性，因此在俄烏衝突結束前，美國將把防止其他衝突爆發以及維持全球穩定作為優先事項……我們便要利用這個機會，採取更激進和危險的手段來對抗美國，從而威脅到它所期望的這種平靜。」

這三種解釋（即巧合、多極化、俄烏衝突）其實並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因為戰爭有時就是由複雜的偶然因素所致；美國霸權的衰落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而大國競爭必將刺激俄羅斯的行動和西方的反應。在這些因素的交織下，其他國家要麼被迫捲入大國的交火之中，要麼會試圖自行製造衝突。即使這些衝突都沒有上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程度，它們也仍然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全球仍然可能處於一種緊張和對峙的狀態。

戰爭狀態或許已經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持久特徵，但戰爭並不是普遍的。換句話說，戰爭總是在某個地方發生，但並非無處不在。也就是說，保持戰爭狀態的普遍性以及持續性可能會成為未來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