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首份對華戰略：綠黨鷹派的「隨手棋」

7月13日，從默克爾（Angela Merkel）掌政時代後期拖延至今的德國首份對華戰略終於出爐。文件出自德國對華鷹派代表、綠黨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手筆，其中聲言「中國已經改變，出於這個原因和中國的政治決定，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對華進路。」此語頗有社民黨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宣示「時代轉捩點」（Zeitenwende）之感。

對華戰略全長61頁，德文版以圍棋棋盤為封面，在目錄之前更有兩段文字解說：

「中國戰略遊戲圍棋——在歐洲以Go之名為人所識——是世上已知最古老的桌上遊戲之一。」

「圍棋由兩位玩家在正方形網格上輪流放置黑白棋子而進行，共有10^170（按：此為次方）種可能的棋局。跟象棋不同，圍棋不求將軍，求的是爭取優勢位置、保衛所謂的『自由』（按：中文圍棋術語稱此為「氣」，即一隻棋子四邊所連接的空白交叉點，德文稱為「Freiheiten」，屬自由之意）。」

對於曾被指炒襲著作的貝爾伯克而言，這兩句確實頗具多元文化主義式的「詩意」。然而，這一份國際政治觀察者期待已久的對華戰略，大談中國的風險有餘，卻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應對辦法，卻有「隨手棋」之感（按：「隨手棋」是指不加思考、隨手而下的壞棋）。

這份對華戰略跟歐盟一樣對中國用上了「夥伴、競爭者、系統性對手」的三分法，但重點卻擺在「系統性對手」一項，稱德中對國際秩序重要領域的原則有不同構想，指中國正尋求影響國際秩序，以有利其一黨專政，並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相對化」，特別是在人權的層面。

中俄繼續推進關係被指對德國安全有直接影響。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活動，則被形容為試圖建立區域霸權、對國際法原則構成挑戰——南海仲裁就成為了後者的一個例子。

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早前「暗渡陳倉」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定位為中美建立基礎一般，貝爾伯克也將「支持民主台灣在具體議題上參與國際組織」和「台海現狀只能以和平方式和雙方同意來改變」定義為德國「一中政策」的一部份。

在中德6月才舉行過第七輪兩國政府磋商的背景下，對華戰略強調德國與中國的雙邊溝通與歐盟夥伴的對華溝通相輔相成，明顯是要回應部份西方國家對德國「離隊」與華發展緊密關係的擔憂。文件更表明2020年談成的「中歐投資協議」如今已不可能成事，並指尋求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家也要改變他們的對華政策——特別是西巴爾幹和東歐地區的國家。

戰略文件稱中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讓德國數十年來跟中國建立了政治、商業、科學和社會各個層面的緊密關係網。但近年中國政策的改變卻使交流減少，造成雙方關係的不對稱，表明「我們不能對中國政策的改變視而不見」。

文件提到中德之間的各種對話框架，卻特別點明新疆和香港問題，稱德國政府正在尋求重新定位中德人權對話和法治對話。同時，德國政府也會根據其《供應鏈盡職調查法》，要求企業評估其人權風險，並採取預防和補救措施。德國的出口管制也有可能會應用在人權問題上面。文件亦對歐盟的人權問題制裁表達支持。

在被形容為中德關係基礎的公民社會交流方面，文件稱德國的文化機構在華經營遠遠比中國文化機構在德經營更為困難，而在雙方媒體在對方境內的工作境況，德方也認為存在着重大不平衡。

在中德經濟關係方面，戰略文件重彈了「不尋求脫鈎」、「只重去風險和多元化供應鏈」的調子，強調德國要在關鍵行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同時，文件也指在政府採購、運輸業、金融與服務業、法律行業、創意產業等層面，中國的市場准入都有所不足，並對中國的數據立法給予政府過大管控權表達憂慮，指出德國政府會對在華經營受到歧視的德國企業提供政治支持。文件亦稱中國的「軍民融合」政策限制了雙方的合作。

至於如何在新變局之下處理對華關係，戰略文件似乎只有四種招數：一是現有手段，二是依賴歐盟，三是還在考慮，四是企業自律。

在德國和歐盟內部的層面，文件在十個範疇分別作出論述。一是壯大歐盟內部市場的政策，包括科研、數碼和綠色創新等，這些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現有手段。二是多元化供應鏈，這裏則要配合歐盟的原材料政策。三是所謂的「技術主權」，用以對抗文件認為中國正在尋求的「全球市場和技術的支配地位」，但當中有關歐盟國家補貼規範的討論卻早已是布魯塞爾的爭論要點。

四是「中國市場的風險」。在此，文件認為中國的「雙循環」政策是要一方面讓中國實現更大的經濟自主，另一方面卻要加強外國對中國的依賴，又稱「隨着中國離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愈來愈遠，對中國市場、個別行業或企業的關鍵性依賴就愈來愈可能變成一個問題」。這裏提到的政策有現成的，例如30億歐元上限的投資保證上限；有正在考慮的，例如以避免非自願技術轉讓的角度來考量國家出口信用保證；有呼籲企業自律的，包括要求他們作出商業決定時要考慮到地緣政治風險，而政府也會跟企業進行相關的保密溝通。

五是「貿易工具」，由於歐盟是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這裏的提法全繫於歐盟在競爭法、智識產權等層面的整體政策。六是投資相關的，提案包括歐盟和德國早已落實的外來投資審核，至於更進一步的「對外投資審核」，文件則稱這「可能跟現時政策一樣重要」，德國政府將建設性地參與歐盟相關工作——再次「卸責歐盟」。

七是出口管制，文件強調要與盟友合作落實現有法規。八是保護關鍵基建，文件稱德國政府將定義出哪些行業或企業和機構屬於關鍵基建。

九是「外國干涉」相關的，當中提到間諜活動、所謂的中國「海外警局」、中共的海外組織、代表中國政府的非法干涉、虛假資訊散播、遊說活動、互聯網服務程式和社交媒體等。然而，全文都沒有提到具體的應對手段。十是網絡安全，其中提到將關鍵基建項目擴展到數碼層面、推動歐盟共同的工具箱，但同樣沒有什麼嶄新的具體方案。

戰略文件的最後兩章，談的是國際合作和國內政策。前者的提法都沒有意外之處，較為值得留意是大概是德國要求中國放棄在世貿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還有文件直批中國正在支持俄羅斯針對北約的論述，其保衛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沒有公信力。後者只提到兩點，一是加強聯邦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各自之間的對華政策合作，二是培養更多熟知中國的專業人才。

對於貝爾伯克這份歷史性的對華政策文件，有論者認為它至少是德國正式告別默克爾時代中國政策所必須的「喪禮」。然而，早在德國政府察覺到它必需草議這樣一份對華戰略文件的那一刻，默克爾的中國政策早就辦過喪事。人們想知道的，不是歐美對中國老調重彈、彈了又彈的新認知，而是德國作為歐盟傳統上與中國經貿關係最為密切的大國會如何處理對華政策。

這個問題的解答，卻無法在這份對華戰略文件中找到。